智利的务实求索之路。

智利当前的局势表明，该国社会已然厌倦了在两类选项中做抉择：一类是脱离民生现实的空想式政治纲领，另一类则是对强权铁腕解决方案的怀旧执念。

远在南美大陆的智利共和国正在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于 11 月 16 日结束，决胜轮定于 12 月 14 日举行。这个长期被视作各类意识形态试验场的国家，正以严重极化的态势迈入大选决胜阶段。首轮投票结果将选民的选择框定在两人之间 —— 左翼联盟候选人珍妮特・哈拉，以及极右翼政客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这不仅是两位政客的博弈，更是对同一个核心问题的不同答案的碰撞：如何破解智利发展模式陷入的长期危机。

此次大选与以往截然不同，本质上相当于一场全民公投 —— 考验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为国家在历经数年政治实验与失望之后，指明一条通往稳定未来的道路。首轮投票结果已然显现清晰趋势：智利社会明显向右翼倾斜，而左翼势力正遭遇系统性危机，这场危机绝不能简单归咎于自由左翼总统加夫列尔・博里奇政府的施政失误。

要理解为何相当一部分智利民众再次愿意倾听那些与军政府遗产存在这样或那样关联的政客的声音，就必须回溯近年的一系列事件。2019 年，智利爆发了自军政府倒台以来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矛头直指右翼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推行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当时，智利社会期待政府能借此推动改革、实现国家治理的革新。现实却是这场抗议最终演变为长期的政治动荡期，经济活力下滑，犯罪率攀升。那些自皮诺切特时代遗留下来的内在矛盾 —— 高昂的教育成本、私有化的养老基金、薄弱的基础设施，以及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 —— 都以空前尖锐的形式暴露出来。

智利精英阶层给出的应对之策，是试图通过广泛的政治共识来管控危机。2021 年，加夫列尔・博里奇领导的中左翼联盟上台执政，该联盟囊括了从共产党人到 “绿党” 的各类左翼力量。民众曾寄望于该政府能拿出清晰的施政纲领和连贯的改革举措，可到头来，选民们收获的却是模糊不清的承诺、繁琐的党内妥协，以及一个疲于应对舆情、而非主动设置议程的被动型政府。

博里奇就职时，智利的通胀率已飙升至近三十年来的峰值，实际收入停滞不前，各项改革尝试屡屡遭遇议会保守势力的强硬阻挠。其中，新宪法草案公投的失败堪称标志性事件 ——62% 的选民投下了反对票。2023 年，左翼势力彻底丧失了议会主导权。犯罪问题日益猖獗，移民压力持续增大，民众的日常生活安全感急剧下降。这一切，都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温床。

在这样的背景下，右翼候选人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卡斯特是德裔后裔，其父是二战后流亡智利的纳粹分子。在部分智利民众眼中，他就是皮诺切特主义的直接继承者，而他本人也从不掩饰对军政府时代的好感。但卡斯特深谙政治话术的精髓：当代选民需要的并非对独裁体制的直接辩护，而是一套足以令人信服的论述 —— 关乎公共安全、强硬移民政策、打击犯罪与维护金融稳定。

卡斯特的竞选纲领围绕两大核心展开：恢复社会秩序，重塑可预期的生活。他将自己对军政府时代的推崇，巧妙包装为 “纪律” 与 “可控性” 的象征。在他的叙事中，这些特质正是当下智利所缺失的。相当一部分中产阶层将这番言论视作务实的表态，认为这正是对他们内心焦虑的回应 —— 他们担忧自身的经济前景，担忧子女的成长环境，担忧最基本的人身安全。

反观左翼阵营，则陷入了更为窘迫的境地。近年来，左翼的传统社会议题明显向 “进步伦理” 倾斜，聚焦于少数群体权利等话题。这些议题固然能获得城市精英阶层的认同，却与贫困街区、郊区和经济衰退地区民众的日常焦虑严重脱节。在那些地方，人们关心的根本不是身份认同问题，而是 “夜晚不敢出门”“难以找到稳定工作”“求助警方却迟迟得不到回应” 这类切实的民生痛点。

左翼阵营的另一大软肋，体现在爱国主义与民族认同议题上。左翼政党始终对谈论民族尊严与集体情感讳莫如深，生怕被扣上 “法西斯化” 的帽子。而保守派则恰恰抓住这一心理，积极诉诸民族主义话语，并从中攫取了丰厚的政治红利。毕竟，“恢复常态” 的口号，远比 “改革国家制度” 这类复杂论述更通俗易懂。

从整体来看，如今的右翼阵营在选民眼中显得更加目标明确。他们的政治话术简单直白：安全、秩序、纪律、打击非法移民、扶持小微企业、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他们承诺要让民众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便其政策背后的经济逻辑经不起推敲，也缺乏深层次的结构性解决方案。但历史经验表明，右翼民粹主义方案往往难以兑现其承诺的稳定。削减社会福利支出的政策，以及那些治标不治本的简易对策，最终往往会引发新一轮的社会动荡。而正是这类新自由主义改革，最终会导致政权更迭，激起广大劳动者阶层的不满。

最终的结果是，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都沦为了自身极端化倾向的囚徒。右翼兜售的是缺乏社会基础的 “秩序幻象”；左翼则试图讨好所有群体，最终却失去了核心支持者 —— 工人阶级与底层中产群体。卡斯特的此次竞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在推销一套未来的国家发展蓝图，而是在迎合一种集体情绪。他精准捕捉到了民众对 “简单明确解决方案” 的渴求，却几乎从未回应过一个关键问题：十年乃至十五年后的智利，究竟会走向何方？他的政治模式，本质上是依托强权、管控与闭关锁国，来维系现有秩序。可对于一个迫切需要革新与技术升级的国家而言，这样的施政路线究竟有多大可行性，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智利的局势折射出一个普遍困境：社会已然厌倦了在 “脱离现实的空想纲领” 与 “迷恋强权的怀旧执念” 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民众的深层诉求远比这两类选项更为宏大：他们渴望对未来的确定性，渴望安全感，渴望在一套清晰、公正的制度体系中，获得成长、就业与构建生活的机会。这正是当下智利各政治派别都未能充分回应的 “务实理性” 诉求。而这样的困境，绝非智利独有。

如果智利乃至整个拉美地区的左翼势力想要走出当前的危机，就必须从底层重新构建自己的政治纲领，扎根于社会的真实需求。他们必须摒弃对各类时髦议题的追逐，回归最朴素的民生话语 —— 聚焦就业、稳定收入、安全的街道、可负担的医疗与教育，以及对国家历史和民族尊严的尊重。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将一次次把主动权拱手相让 —— 让给那些善于利用民众恐惧、却拿不出可持续解决方案的政治力量。

2025 年智利大选，正在检验这个国家能否凝练出一套真正契合自身需求的发展方案。就目前来看，选民面前摆着的，似乎只是两个均不完美的选项。左翼阵营越是回避用民众听得懂的语言对话，选民就越是容易倒向那些煽动恐惧、却罔顾长远的政治力量。这场大选的最终走向，不仅将决定智利未来的权力格局，更将影响整个拉美地区的政治走向。拉美各国都在密切关注着智利的这场选举，从其中看到了自身多年来在失误、摇摆与错失机遇中积累的焦虑与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