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八路军如何策反日军战俘？

1941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其要点是：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增加一倍；年节、纪念日，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津贴费，每人每月5元；衣、被、鞋、袜等应按需优先发给。在当时，八路军平时也就吃点小米饭，窝窝头，但是却极力保障战俘们吃好喝好，虽然看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日后他们发挥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本文转自网易历史

东亚文化圈自古以来不喜投降当俘虏者，而大力颂扬战死或被俘后杀身成仁者。被武士道精神武装头脑的日军士兵，将这种文化发扬到了极致。这直接导致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很难抓到日军俘虏，因为后者大都会选择同归于尽。

在国力、武器、军事素养等方面遥遥领先的日军，在面对中国军队时有很大心理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双方都希望抓住日军俘虏，既能折损敌军的气势，还能让俘虏反过来为己所用。

但抓日军俘虏十分困难，而感化、策反俘虏更是难上加难。

相比国府的敷衍了事，八路军的攻心战显得诚恳而耐心：八路军伤员帮战俘清理大便，刘伯承提酱菜走百公里探望战俘，聂荣臻亲自抚养牺牲战俘之女。

受到感化的日军战俘反过来投身反战运动，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回国后，人生历尽艰辛与歧视，并终身致力于日中友好。

广阳伏击战：零的突破

武士道精神讲求荣誉、忠诚、不怕死，而有着“优良”传统——把自杀切腹当作荣誉的日本军队，它的俘虏在“二战”中出名的难抓。

国军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开始同日军血战，但是直到淞沪会战期间才有了第一批俘虏。根据国军方面的战报称：“第18军66团突入罗店与敌展开激烈巷战，生擒日军三名。”

至于八路军，在“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的平型关大捷中，歼敌1000余人，但并未抓到俘虏。

在战前，八路军并未同日军交手，认为日军可能比国民党军队强一点，但是肯定会有俘虏。按照对付国民党军的惯例，林彪甚至都考虑好战斗结束后，将日军战俘送到战区国民党方面去展示，因此战前给战士们作动员时，强调要优待俘虏。

据开国上将陈士渠回忆，出乎意料的是，一场伏击大捷下来，一个俘虏也没有抓到，并且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日军的重伤士兵都是以命相搏，比如当时有一位副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半路上伤兵稍稍缓过劲儿来，一口咬掉了那位营长的耳朵，气得旁边的一个排长一刀把那个日本兵剁了。当然，当事人后来为此挨了批评。

林彪在战后总结的《平型关战斗经验》中曾专门对俘虏问题指出：“日本兵至死不肯缴枪，一来因日本之武士道的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

日本士兵的这类举动不仅针对中国军队，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对手美国人来说也同样如此。西方人很难理解这种行为，在他们看来，打一场必败的战役无非就是用肉体接受钢铁的洗礼，坚持下去有什么意义呢？人是多不过子弹的。

日军不这么看，总体战下，多消耗对手一颗子弹也是有意义的。《太平洋战争》与游戏《使命召唤5》里，日本人的“神风敢死队”和弹尽粮绝下的“万岁冲锋”即是真实案例。日本军人衣衫褴褛弹尽粮绝，但就是不投降，死也死在了冲锋的路上，认为这是一种荣誉。

“神风敢死队”，是全部由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组成的自杀性质的敢死队。太平洋战争中，面对盟军的最后进攻，一批又一批稚气尚未脱尽的日本青少年，在空战中高呼“效忠天皇”的口号，驾驶飞机冲向对方与之同归于尽。

回到中国战区，八路军抓到的第一个俘虏是日军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九联队辎重兵曹加藤幸夫。为了抓住他，八路军甚至要时任第三四三旅参谋长陈士榘亲自出马。

平型关战役之后，为了策应友军，八路军发动广阳伏击战。1937年11月3日，八路军从拂晓一直等到下午3时，待日军大部人马通过后，对其后续辎重部队发起攻击。陈士榘指挥第六八六团从两侧的高山上不断向狭长的谷底投弹射击。

在广阳战斗中，日军第二十师团的抵抗程度来看，远不如平型关战斗中第五师团的表现。陈士榘遂专门组织警卫排去抓俘虏，但是根据当时将士们的回忆：“他们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太深，顽固不化，只好把他们消灭了！”虽然战果不错缴获了很多“三八大盖”甚至“歪把子”，依旧一个俘虏也未抓到。

眼看着战斗已经结束希望就要落空的时候，战士们在广阳镇的一处屋子里发现了一名日本士兵，陈士榘就亲自带人上去准备抓俘虏。当时周围的士兵不停地在用刚学会不久的日语“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对日本兵进行喊话，喊了几遍后屋里不再放枪，陈就带人冲了上去，一脚踹开房门，陈说：“我借着月光一眼就看见了明晃晃的刺刀，迅速伸手抓住枪管用力一拖，那个日本兵吓得尖叫一声连忙松手，枪就被我夺了下来。”

后来发现这家伙不仅仅是个士兵，还是个有军刀的军官，陈回忆道：“别看他没了枪，可双手仍死死握着军刀不放，并称刀是日本天皇所授不能交，我便用手枪指着他严肃地告诉他：‘现在你是我的俘虏，必须交出所有武器！’这时115师侦查科长苏静等人冲进屋子，兴奋地大叫起来：‘陈参谋长抓住俘虏了！’”

在这个从0到1的突破之后，八路军在战场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冀中军区在1938年以后的3年时间里，俘获日军60多名，还有尉官、教官、医官、指译官8名，军士和士兵50多人。1941年“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俘获11军战俘281人；1942年在田家会战斗中，八路军120师将日军69师团一个大队的700余人基本全歼，俘获日军战俘100多人。

费尽心思优待俘虏

抓住俘虏只能算是瓦解敌军阵线的第一步，如何让俘虏为我所用才是最重要的步骤。与八路军和新四军相比，国民党在对待俘虏问题上难言高明。

1937年底，军政部将各地俘虏日兵集中到武汉，设立军令部和航空委员会两个临时战俘收容所。翌年年初，国民政府正式建立两个战俘收容所，华北战俘收入西安的军政部第一收容所，南方的战俘则去湖南常德的第二收容所。

1945年，周恩来与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野坂参三在延安。

虽然国民政府方面也试图让俘虏为己所用，但是其在物质上的“小气”和对日军战俘进行思想教育的忽视，令这种努力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因为待遇恶劣，导致俘虏抗议及越狱逃跑的事情。

宝鸡战俘营的日俘享受的只是国军上等兵的待遇，夏天一套单衣，冬天一套棉衣。平时只有苞谷面管饱，没多少大米白面。1943年7月国际红十字会视察了镇远收容所，报告中称：“镇远收容所一天供应三次伙食，饭菜是中式，有汤、米饭、蔬菜，一周提供一次肉食。饭菜的数量只够填饱俘虏们的肚皮。”

冈村宁次回忆道：“食物过于恶劣，因营养不良而死亡者陆续发生，重庆政府连自己的文武官员都穷得吃不饱饭，俘虏给养的恶劣情况可想而知……，每日二餐糙米稀粥，副食也只是咸汁木瓜。”

八路军比国府更穷，但却感化俘虏方面表现出了更大的决心和执行力。八路军总部发出过《对日军俘虏政策问题》的命令，其中即包括“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和“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的条款。

1938年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鉴于“日军士兵在作战后失去联络一星期以上后归队者皆被枪杀”的情况，发布了关于俘虏政策的新规定：“今后凡捉到俘虏，除特种人员劝其留在我方以外，其余的不论表现如何，一律尽量优待，并发动群众慰劳，给以其很好影响，立即欢送释放，至多不得超过3天。”

1941年，两名日军投诚。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召开欢迎会。

对此，毛泽东曾对外国记者解释，“他们杀的越多（放归日军），就越引起日本士兵同情于华军。……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

那么八路军究竟是怎样具体优待俘虏的呢？

据后来成为“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发起成立者的前田光繁回忆，他被俘虏后，跟着八路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日夜兼程，一直向西面的太行山行进，但是途中的伙食让他觉得好得出奇，“他们（指八路军战士）每天吃野菜糠皮小米汤，给自己吃的却是米饭甚至还有炒蛋、肉菜！这是不是让我做个所谓的‘饱死鬼’呢？怎么我这个俘虏倒比主人吃得好呢？”

一路上，前田搭乘的是百姓的牛车、毛驴，而一旁看管他的战士就吃点自己带的干粮，一直步行跟随，他很疑惑，战士总是用着半生不熟的日语反复说着两个字：“优待”。

另一位在延安的俘虏渡道俊夫，在被俘虏后整日特别担心自己是俘虏会被残忍地处死，并且像军部宣传的那样轮回之后不能做人，但是后来他的内心却变化了。他回忆道：“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八路军120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1939年，八路军120师359旅在五台县战斗中俘获日军士兵数名。经教育后，开会欢送他们回国。旅长王震（右一）和俘虏话别。

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官也经常是亲自安抚教育俘虏，彭德怀百忙中抽出时间要求各部队创造条件，解决日本俘虏的洗澡问题；129师师长刘伯承提着酱菜走了100多里，到医院看望日俘佐藤猛夫；井陉站的日本副站长夫妇在百团大战中被击毙，聂荣臻亲手抚养他们的女儿美穗子。

佐藤猛夫回忆，自己虽然被俘，但是还是一门心思的想要逃跑，直到一次让他失去知觉三天三夜的高烧以后，他说：“我醒来后不久，就发现身边站着一个人，拎着一桶酱菜；原来这是刘伯承司令员，听说我生病，特地从河北涉县赶来看我……我感到一种‘新生’……终于摆脱了逃跑的念头。”

叶挺军长与被俘日军士兵田佃作造和香河正男。

日本被俘士兵对于这些优待也是非常感激，甚至通过写作来赞美，日本战俘谷川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在食堂里》以此来感谢这种优待

“饭桌上摆满了日本风味和中国风味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便吃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牛肉火锅里，刚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叫起来：‘啊太棒了！这真是天下第一！’别的桌子上也喊出声:‘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1941年9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了《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其要点是：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官兵增加一倍；年节、纪念日，进行会餐；粮食供应机关，应尽量拨一部分白面、大米；津贴费，每人每月5元；衣、被、鞋、袜等应按需优先发给。

在当时，八路军平时也就吃点小米饭，窝窝头，但是却极力保障战俘们吃好喝好，虽然看起来有点让人难以理解，但是日后他们发挥的作用却是巨大的。

活跃在战场上的“国际纵队”

毛泽东接见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人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一般来说，反战的日军战俘一般会从事以下几个工作，一个是当阵前向日军喊话瓦解士气的宣传员，二是有专业特长的如医生等，就会去从事相应的医务工作，三是特别可靠的日本八路们，就可能成为敌工部的翻译，从事电码监听一类的工作。

比如在关家垴战斗中，前田光繁就作为宣传员向日军阵地喊话。半夜里，他在另一个小队战士的掩护下。举着用铁皮做成的喊话筒，在静静的黑夜中用日语高声喊道：“日本兵士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你们不要开枪了，听听我们的喊话吧。我是日本人，过去曾是你们的战友，现在是八路军中反战觉醒联盟的一员，我们的目的是让战争早日结束，尽力挽救战友们的生命！现在你们已经被八路军紧紧包围，快下决心、放下武器投降，突围是没有希望的，八路军绝对不杀俘虏……”

还有像佐藤猛夫，这位1938年5月应征入伍，在日本世田谷陆军第二医院服役的军医，在经过改造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1940年他申请加入被俘日本兵组成的“觉醒联盟”即后来的“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同年的六月，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卫生部野战医院内科主任。从事医务工作，参加反战同盟活动，阅读进步书籍，关心时事。曾将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念七七抗战的宣言等文件翻译成日文。

1941年7月，他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日本籍参议员。1942年6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1年预备期，1943年6月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943年3月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日本士兵代表大会、日人反战同盟大会，被选为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冀鲁豫边区分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同年春担任八路军野战医院副院长和卫生学校的讲师。

1941年5月4日，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晋察冀支部成立大会。

这些从事反战工作的日本“八路”在战后，甚至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做出了很多突出贡献。像日本的关东军第2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的林弥一郎一部，这支关东军的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从解放区转送来的投诚和被八路军俘虏的日籍航空人员。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林在投降接受改造之后，在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担任教官，任教期间他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多方面开创了中共军队航空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材，包括王海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均为林弥一郎的学生，他被军事专家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

不过有帮助就有牺牲，这群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的日本友人，也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并且这群日本“八路”在回国后，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并不欢迎他们，经常被视为赤化分子而受到社会的歧视，他们长期受到日本警察的跟踪，也找不到稳定的工作，大多都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并不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

前田光繁至今仍然认为“（那场）战争是日本少数人得到好处、多数人遭殃的战争；中国是自卫的，日本是侵略的……”，即使生活清贫，八十多岁依然要从事烧锅炉的工作，但是他依然会参加中日友好的反战活动，还同另一位反战同盟老战士香川孝志合出了一本名叫《八路军的日本兵》的书，回忆了那段艰苦而光明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