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桐：“社媒禁令”，数字治理的一种尝试

来源：环球时报

澳大利亚即将成为全球首个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的国家。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去年11月通过《2024网络安全（社交媒体最低年龄）修正案》，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多数社交媒体平台，该法案将于12月10日起正式生效。

该法案覆盖脸书、TikTok、YouTube、X等十余个平台，这些平台若违反规定，最高将面临5000万澳元（约合2.32亿元人民币）罚款。澳政府给出的理由相当明确：让未成年人远离算法驱动的沉迷机制，减少暴力、性暗示、自残等内容的暴露风险，让数字环境更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尽管目前该政策尚未正式实施，但部分服务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开始了相关审查措施，脸书母公司Meta宣布将关闭澳境内数十万疑似未成年人账号。

澳大利亚在政策层面采取如此彻底的做法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多年数字治理实践的延续。澳早在2015年便通过《加强网络安全法》设立儿童电子安全专员办公室，将儿童在线安全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全球最早建立国家级在线安全监管架构的国家之一。2019年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枪击案的暴力视频在澳社交媒体上大规模传播，促使澳政府进一步收紧有害内容监管。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社会在自由与安全之间的政策平衡中，对政府介入平台干预接受度较高。如今的“社媒禁令”，正是这一治理逻辑的延伸。

“社媒禁令”公布后，一系列争议也随之出现。部分家长的支持声音，同青少年的反对和来自科技平台、儿童保护机构的担忧及反对形成鲜明对比。

首先，“社媒禁令”能否真正减少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使用仍存疑。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调查显示，约3/4的受访青少年表示他们打算继续使用社交媒体。当前大多数平台的年龄验证技术远未成熟，未成年人规避限制的成本并不高，一旦他们绕开限制重新使用社交媒体，一些平台的过滤、青少年模式等保护机制反而无法启用，可能让未成年人在无防护状态下接触到潜在有害内容。

其次，社交媒体并非青少年数字生活的全部。游戏、匿名论坛甚至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近年来频繁出现诱导、情绪操控等风险案例，却并未纳入此次监管范围。未成年人离开社交媒体，不代表他们不会在游戏平台或匿名聊天室遭遇相似甚至更隐蔽的伤害。这也让该“社媒禁令”被批评为“头痛医头”，未触及深层数字风险。

家庭与学校在青少年数字生活中的角色也不应被忽视。批评者认为，仅靠技术手段封堵并不能改变未成年人与数字世界的互动方式。如果家庭缺乏沟通，学校未能提供系统的媒介素养教育，“社媒禁令”所带来的改善有限。

尽管围绕该政策的争议不断，但全球未成年人数字治理的重要节点已然到来。澳大利亚的行动已经受到丹麦、马来西亚和欧盟的关注。未来，各大数字平台或将不得不投入资源研发更精准且兼顾隐私保护的年龄验证技术，包括设备端识别、生物特征验证等技术，此类技术一旦成熟，势必影响全球数字平台监管标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产品逻辑也将面临重塑压力，从“攫取注意力”转向“提供健康体验”，以更符合公共利益与伦理要求的方式运营。

澳大利亚的政策效果仍待观察，但其做法提供了数字治理议程中的一种尝试。在以往对数字平台的监管中，单靠“事后管理”难以覆盖青少年可能面临的多重风险，未来治理更应强调事前制度化设计。同时，媒介素养教育需要被纳入基础教育体系，使青少年具备信息甄别、隐私保护、数字伦理与情绪管理等能力。在此基础上，线下社交空间的重要性需要被重新激活，社区、学校和社会组织应为青少年提供更丰富的线下兴趣活动与公共交流场景，让他们在真实的关系网络中获得支持。

澳大利亚出台的“最严社媒禁令”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全球数字治理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在科技创新的同时确保技术向善？如何在科技变革浪潮中提升综合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可以肯定的是，下一代的数字未来，需要我们比算法前进得更早一步。（作者是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