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酒吧妹嫁给英国商人，出轨保安，5年后合谋杀夫

2002年7月17日凌晨，马卡蒂的一间公寓发生枪杀案：斯蒂文被人从室内开枪击中，当场身亡。三名歹徒趁夜逃走。事后调查指向了一个不寻常的组合——受害人的妻子，以及妻子的情人和两个同伙。几年里，案件像散开的线索被一根根拉回法庭：同伙被判重刑，逃亡的妻子被捕定罪，最后她被判入狱40年。

法庭审理把案情梳得很清楚。2004年1月，马卡蒂高等法院先审理了两名直接开枪者，阿诺德和阿历克斯被判各30年，不得假释。提供关键证词的罗伯托得以免于起诉。逃亡一年多的伊芙琳在2004年2月被警方抓获。2005年1月，她在法庭上被判谋杀罪成立，法官认定她是这起谋杀的主谋，判处40年监禁且不得赦免。审判期间，伊芙琳始终不认罪，庭上她否认与阿诺德有私情，声称自己对丈夫有感情。但陪审证据把她推向了定罪那一边：亲属供述、同伙口供、以及她在案发前的行为轨迹，都指向了预谋。

受害者的母亲玛格丽特在案件中扮了重要角色。儿子遇害后她没有选择沉默。她飞到菲律宾，见缝插针地推动调查，自己雇了个退休警察当私家侦探，把媒体当成放大镜，把这个案子从地方警局的低频关注拉到了公众视线里。她在儿子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典当行的收据——伊芙琳在案发前两周把结婚戒指典当了。这张收据成为她怀疑的关键证据之一，证明婚姻在最后时刻已经发生了裂痕。

玛格丽特的行动也把案情的另一面揭露出来。她通过媒体的报道，最终促使伊芙琳家里有人站出来作证。伊芙琳的妹夫罗伯托后来向警方自首，交代了当晚的整个经过：伊芙琳把钥匙交给同伙，安排人上楼行凶，她自己在车上放风。罗伯托供述后换取了不起诉的处理，成为控方的关键证人。家庭成员之间的反目，让这个谋杀案从“看似随机的暗杀”变成了“因婚内纠纷和金钱纠葛引发的预谋”。

要理解为什么婚姻会走到这一步，得往前追溯几年。斯蒂文·戴维斯出生于英国诺丁汉一个稳定的中产家庭，1970年生人。父亲早逝后家里由母亲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后来母亲再婚，继父给了斯蒂文新的榜样。大学毕业后，他去了香港工作，工资涨了三倍，还在周末跑到菲律宾附近的安吉利斯玩飞行。他喜欢飞行，也喜欢那种跨国生活带来的自由感。事业上他并不差，和朋友在菲律宾开了家小公司，年收入大概六万英镑左右。

1997年1月的一个周末，他在安吉利斯的一家酒吧遇见了伊芙琳。那时候伊芙琳只有17岁，出身偏远小岛，家里穷，父母靠打渔为生。她从没上过学，是典型的希望通过嫁给外国人改变命运的女孩。那晚斯蒂文花了500英镑把她带走，几周后两人闪婚。在香港他们领了结婚证，并在五星级酒店办了婚礼。婚礼上有些尴尬的瞬间：新娘看不懂誓词，母亲玛格丽特对这段婚姻心存担忧但最后还是去了婚礼。结婚礼服、照片、短暂的蜜月——一切都像急速翻页的童话，但这段关系里始终有不匹配的裂痕。

婚后两年，两人搬回菲律宾生活。斯蒂文在马卡蒂有公司，给了妻子每月1000英镑零花。伊芙琳先后为他生了两个混血孩子：女儿杰西卡、儿子约书亚，孩子都办了英国国籍。家看起来稳定，经济上斯蒂文也很大方：请佣人、修房子、给岳父母钱，岳父母在村里盖了新房，成了乡里富贵人家。但婚姻的细节逐渐显现出问题。伊芙琳从乡下姑娘转成“富太太”后，消费变大，社交圈也多了，常在家里办聚会，老朋友来访，花费都是斯蒂文的。她对金钱的观念变了，觉得小东西丢了就再买，家里丢东西时也不过多在意。

更关键的是感情并不对等。斯蒂文常年在外工作，夫妻缺少共同时间。玛格丽特几次来访，拍下旅行视频，从中感到伊芙琳对儿子缺少热情。旅行时两人拍照，伊芙琳不愿意和丈夫靠得近；有人把这当作冷淡的迹象。另一边，伊芙琳的妹妹吉娜在2000年夏天照看姐夫的孩子时发现了端倪：姐姐夜不归宿、家里常有男人来往。吉娜追问后被告知，伊芙琳在外面有了情人，一个叫阿诺德的菲律宾保安，年收入只有一千英镑左右。这样的关系看起来突兀，外界会觉得她是“阶层倒退”，但对伊芙琳来说，这可能是对自身过去的一种连接，或是一种寻求被需要的方式。

出轨带来了金钱纷争。斯蒂文发现家里钱不对头，追问后伊芙琳承认拿过钱买自己东西。后来一次，他让她把学费交到幼儿园，伊芙琳却把那笔钱用来给阿诺德买了一辆摩托车。被揭穿后两人发生激烈冲突：斯蒂文搬离公寓，只在周末看孩子，并停止了每月的零花钱。家庭的经济链条断裂，不只是夫妻两个人受影响，伊芙琳背后整个大家庭也因此遭到冲击。老人们在乡下突然失去了往常的补贴。

在这段冷战中，伊芙琳选择了行动。她找来了三个男人，其中包括她的情人阿诺德和阿诺德的朋友阿历克斯，还有她的妹夫罗伯托。她给了他们钥匙，安排人趁夜上楼行凶，自己在车上放风。事情发生得极快，枪声、逃离、血泊。斯蒂文没有来得及反抗就被带走了生命。

案发后，菲律宾警方的调查起初更多把怀疑放在商业上的敌对或其他可能性上，不太愿意相信一个年轻寡弱的妻子会指使谋杀。迈克——当晚同住的商业伙伴，事发时被惊吓到记不得歹徒面貌，但他坚信凶手和妻子有关，并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玛格丽特。玛格丽特以为警察会立刻采取行动，但调查进展缓慢，她的急切让她自己走上了寻求正义的道路：雇私探、联系媒体、找律师、交涉英国和菲律宾的官员。

在争取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上，玛格丽特更是动作迅速。案发六周后，她把女儿杰西卡带回英国。不久，她通过律师联系到约书亚的外祖父母，用每人1000英镑的方式换回了孙子的抚养权。有人指责她的做法不近人情，担心她的安全，也埋怨她把精力放在案件上而冷落了家庭其他成员。但对她来说，先把孩子带走是当务之急。

媒体介入后，案件进入加速期。伊芙琳家里开始有人松口。罗伯托在母亲的劝说下自首，交代了行动细节。玛格丽特把典当收据交给警方，警方终于有了可以追查的线索。伊芙琳在被捕后声称自己清白，坚称自己不认识阿诺德，并否认指使杀人。她在拘捕与审讯期间的态度也曾令人侧目：在丧礼上的神情、遇到婆婆时的表现，都成了庭审外的舆论焦点。

庭审过程中，证据体系逐渐完整：同伙的供述、钥匙的使用、典当记录、以及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法官最终认定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谋杀。判决下达时，玛格丽特对媒体的表述显得冷静但坚定。她说过不赞成死刑，但希望被告在余生里承受所犯的后果。判决后她还去监狱见了伊芙琳，带去了孩子在英国的照片。两人在会面中有短暂对话，伊芙琳坚持自己无辜，还称斯蒂文是她生命中最好的男人；玛格丽特只回了一句“愚蠢的女孩”，两人的话不多，更多是沉默。

案子里有太多人被牵扯进来：从一个英国中产家庭的儿子，到一个来自小岛的菲律宾女孩，再到情人、同伙、同乡和警方。每一步都有细节：婚礼上那件500英镑的婚纱、旅行中尴尬的远离、每月1000英镑的零花钱、那辆给阿诺德的摩托车、典当戒指的收据、以及罗伯托在警局的供述。这些细节一点点拼出整个事件链条。对于当事家庭来说，生活在判决后并没有立即回到平静：孩子们、亲属、曾经的朋友，都被这起谋杀在记忆里固定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