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是个挺三俗的人。若刷到长腿小姐姐热舞，必定反复观看，在没有女生和未成年人的场合，也不时聊点荤段子，有时情绪上来也会口吐芬芳。在不侵扰他人的前提下，我保持甚至捍卫“三俗”的权利。
“三俗”的定义不应该交给卫道士。欲望无法压抑，反三俗的，往往是不敢面对自己心底的人欲，便张牙舞爪地打压别人，掩饰内心的怯懦。我总觉得雅俗会自然流动，形成各自的领域，有人对着昆曲交响乐如痴如醉，有人在二人转和相声现场起哄，有人看着擦边视频流口水，各自安好，和而不同。只要不违法，剩下的交给市场。
当年赵本山在演摔三弦，盲人群体提出抗议，赵赶忙道歉，再三表示自己是盲人养大，对这个群体没有丝毫歧视才平息舆情。后来他也有部分作品涉及模仿残疾人，也有媒体批评，他经典作品中此类讽刺残疾人的表演也逐渐减少。
这就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各自表演，充分表达，演员、市场和舆论的博弈，自然会找到最优解。
是否三俗、是否有表演的权力，自有法律和市场来判定，而不要交由权力裁决。这才是公众为此次郭德纲事件鸣不平的原因。
平心而论，郭德纲那段半小时的表演并不算新，看不出什么新的创造力和讽刺性。如果是因为“三俗”，那就像我刚才说的，把判断和选择的权利交给观众；如果因为讽刺一些院团现象就被批判——这类讽刺在他之前的作品中并不少，那才是对相声等语言类作品的最大讽刺；如果一定要从那些文字中品出别样滋味，那我可以从一切内容产品中找到“索隐”，让任何文字影音都可以成为靶子，以“莫须有”让人人自危，那还是我们期待的世界吗？
郭德纲近年来的作品已经愈发“保守”，他表演过《我要反三俗》《我要上春晚》，彼时他不乏抗争的勇气和决心，用“你”字系列和“我”字系列拼杀出一番新天地。现在，我们已经听不到那些生猛的作品，三句离不开于谦老师一家，伦理哏用得越来越多，于老师的“三大爱好”更成为标志性的群体互动。对铁杆纲丝来说也许够欢乐热闹，
或许是生意越做越大，或许是从抗争者变身上位者，或许是敏感地捕捉到空气的变化，郭德纲的对口相声愈发停滞不前，更多依靠于谦的神捧哏。老郭反倒是单口作品增加，打出一番“坑王”的名声。
你可以说，郭德纲的作品比不上相声史上《宇宙牌香烟》《五官争功》《虎口遐想》《小偷公司》那些经典。但我们也要把郭德纲的崛起，放在其自身的历史语境下。那些诞生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典，文化产品还没有充分市场化，相声从业者众多，创作空间和时间更充裕，最终筛选和沉淀出“经典”。这些经典作品也借力勃兴的晚会和综艺节目，通过电视传媒被广泛传颂。
郭德纲崛起之前，电视相声、主流相声衰微。被小品等形式冲击，讽刺意味减少，歌颂型作品大行其道，主流院团在制度上陷入僵化，又无法通过市场化来完成输血和迭代。
千禧年之后，以德云社为代表的民间相声社团另辟蹊径，大致有几个特征：1、从弘扬和发掘传统出发；2、借力互联网，使用甚至创造网梗，也使用了互联网的传播力；3、以反抗者的形象出现，讽刺和批评“主流”；4、使用相声的“捷径”，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相声“俗”的本来面目，屎尿屁笑料和伦理哏填充。
因此，我总不忍苛求老郭，也不会苛求大众。我们可以在互联网上义正言辞地批判屎尿屁、伦理哏和搞擦边，但那就是人性底色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向自己的“人欲”宣战，但如果把矛头指向别人的低俗，则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对私权利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对公权力主体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这是需要强调千百次的信条。某些人也许看不惯“三俗”，您当然有批评的权利，如果批评的声音多了，自然会影响其社团声誉、流量和收益，以此敦促他们来调整，这是通过无形之手来调节。反之，用有形之手来毕其功于一役，就会陷入“三俗”的定义争论，法律的刚性规定之外，如何界定雅俗之分？过分的“净化”只会背离人性。有句被使用太多次的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三俗”，还是我说的，你可以任意批评“三俗”，但给他们足够的表演空间，只要人家不违法，就让时间、公众和市场来选择吧。相信群众，就是相信市场，别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更高尚，有这种傲慢想法的人，常常呼唤出更大的愚昧和卑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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