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居民”的背后，是分配、就业与保障的多重约束

相较于“强国家”的资源掌控力与“富企业”的财富积累速度，“穷居民”的相对短板在地方层面表现得更为具体，不同区域的差异也更为显著。

以山东省某市为例，2023年全市GDP达1.49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超800亿元，同比增长12.3%；但同期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7万元，同比增长6.5%，增速仅为企业利润增速的一半。

从收入结构看，该市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为58.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而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6.3%，远低于一线城市10%以上的水平。

这种“企业利润高增长、居民收入慢增长”的现象，在制造业强市中普遍存在——例如江苏省苏州市，2023年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6%，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为7.1%，两者差距达8.5个百分点，直接反映出地方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滞后”的问题。

在四川省，202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5万元，农村居民为2.15万元，城乡收入比达2.26:1，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农村居民财富积累仍明显滞后。

全省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虽达51.2平方米，但房屋市值普遍不足城市房产的1/5，且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2.1%，几乎无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配置。

行业分化则在浙江省某市表现突出。作为民营经济重镇，该市2023年规上工业企业中，电气、鞋服、汽摩配三大行业利润占比达68%，头部企业高管年薪普遍超50万元。

但是，该市的纺织、制鞋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一线工人月薪多在4000-6000元，且加班现象普遍，全年实际收入增速不足5%。这种“行业间收入鸿沟”，让该市的居民财富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65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地方“穷居民”相对感受的重要成因。

在甘肃省某市，2023年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每月136元，仅为上海市（1400元）的9.7%，且全市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率不足25%，大量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

医疗保障方面，该市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报销比例为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且大病保险封顶线仅为30万元，远低于东部地区50万元以上的标准。

这种地方社会保障的“兜底能力不足”，让该市的居民储蓄率高达3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2个百分点，结果只有一个：进一步该市的挤压消费能力。

所以“强国家、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在地方层面已显现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不同区域面临着相似却又差异化的挑战。

在辽宁省沿海某市，作为老工业基地，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国有企业推动经济增长——2023年全市国企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企业的62%，但国企利润中仅有15%用于员工薪酬提升，导致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5年低于GDP增速。

同时，当地居民消费率仅为45.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40%，不得不依赖投资拉动（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8.2%），但部分传统工业领域投资效率低下，产能利用率不足70%，形成“投资依赖—消费疲软”的恶性循环。

在广东省某市，尽管民营经济十分活跃（2023年民营企业贡献全市70%的GDP），但“富企业”与“穷居民”的失衡仍制约产业升级。

该市电子信息产业2023年营收超1.2万亿元，头部企业如华为终端、OPPO的研发投入占比超8%，但一线生产工人月薪多在5000-7000元，且技能培训覆盖率不足30%，导致企业面临“低端劳动力过剩、技术工人短缺”的困境。

同时，当地居民消费呈现“两极分化”——2023年奢侈品消费额同比增长20%，但食品、衣着等基本消费品增速仅为3.5%，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制约了本土消费品牌的崛起，让当地经济过度依赖出口（2023年出口依存度达65%），受全球市场波动影响显著。

分配，已经不能停留在话题这个层面了，需要实打实地进行优化和调整，只有这样才能让内需真正起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龙头、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