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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飞武被省纪委带走那天，汉东市正下着入冬以来第一场雨夹雪。

雨水混着冰碴子，把招商局大楼的玻璃幕墙洗得灰蒙蒙的。三楼局长办公室那扇窗，此刻黑洞洞地敞着，像被掏空的眼窝。办案人员来得很早，天还没亮透，两辆黑色轿车悄无声息滑进院子，轮胎轧过湿漉漉的地面，发出轻微的嘶嘶声。

贾飞武似乎早有预感。他穿了件半旧的藏青色夹克，那是他三十年前刚进上仲镇政府时买的。办案人员敲门时，他正在泡茶——不是平时待客用的特级龙井，而是最普通的茉莉花茶。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茶水温吞吞的，没什么香气。

“走吧。”他只说了两个字。

走廊里静得出奇。经过副局长办公室时，门虚掩着，贾飞武瞥见里面一个年轻的背影正对着电脑屏幕——那是他半年前破格提拔进班子的小吴，此刻屏幕上不是游戏界面，而是密密麻麻的汇报材料。

电梯下行时，贾飞武想起1978年的冬天。也是这么冷，父亲在农机站仓库值完最后一班岗，把一串生了锈的钥匙塞到他手里：“飞武，爹的班你接了，记住，公家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动。”

那年他十八岁，高中刚毕业。

上仲镇的老人都记得，贾家小子脑子活络。接父亲班进了农机站，没半年就跟当时的党委书记搭上了话。书记下村检查，他总能恰到好处地递上热毛巾；书记讲话口渴，他保温杯里的水温永远正好。1983年春天，党委书记调任县委办公室，带走了两个人：一个是秘书科的老笔杆子，另一个就是贾飞武。

“小贾啊，你学历不高，但会办事。”书记拍着他的肩膀，“在机关，会办事比会写材料重要。”

贾飞武把这句话记了三十年。

九十年代招商引资大潮涌起，贾飞武如鱼得水。他不懂什么产业政策，但他懂得商人的心思；他说不出漂亮的外交辞令，但能在酒桌上把合同喝下来。2005年，汉东市招商局成立，他是首任局长。任命文件下来那天，他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最后给老书记打了个电话——书记已经退休，在省城养老。

“老领导，我上来了。”
“好好干，别给上仲丢人。”

老书记的声音有些沙哑，贾飞武握着话筒，手心都是汗。

招商局的走廊里挂着许多照片：贾局长陪同市委书记会见外宾，贾局长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剪彩，贾局长带队赴长三角招商……每一张都笑容可掬，每一张都意气风发。

很少有人注意到，照片背景里那些企业家的面孔，十年间换了好几茬。最早是浙江来的纺织厂老板，后来是广东的电子商，再后来是北京的投资客。每一茬都曾与贾局长称兄道弟，每一茬都在汉东赚得盆满钵满。

局里人都知道，想进步，得走贾局长的门路。办公室主任老张干了十五年副科，始终没能再进一步，因为他“不会来事”。新来的小吴，大学毕业后在办公室打了三年游戏，突然就被提拔为局长助理，进了班子。有人说小吴的姨妈是省里某领导的夫人，也有人说小吴送给贾局长的那方砚台，抵得上普通公务员十年工资。

贾飞武的司机老王跟了他二十年。老王说，贾局长有两副面孔：对上谦恭得像个小学生，对下威严得像个土皇帝；在公开场合大谈廉洁自律，在私人会所里收钱眼睛都不眨。

“他常跟我说，老王啊，这世道，清官难做。”老王后来对纪委的同志说，“他说你看那些老板，哪个不是几千万上亿地赚？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图个啥？”

留置点的房间很干净。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窗外能看到一角天空，但装了护栏。

省纪委的同志第一次提审时，贾飞武很平静。他交代了收受某房地产老板三百万的事实，交代了在干部任用上收钱卖官的事实，交代了与几个女商人的不正当关系。每说一件事，他都会停顿一下，像是在回忆某个细节。

“还有吗？”办案人员问。

贾飞武沉默了很久。雨又下起来了，敲打着窗玻璃。

“2008年，”他突然开口，“汉东大道改造工程，中标的是永昌公司。老板姓陈，福建人。”

办案人员翻开卷宗：“这个我们知道，你收了陈老板八十万。”

“不是这个。”贾飞武摇摇头，“工程完工后，有一截路面质量不达标，不到半年就开裂了。当时有记者来调查，陈老板找到我，让我压下去。”

“你怎么处理的？”

“我让办公室请记者吃了顿饭，包了个红包。”贾飞武顿了顿，“后来那截路面一直没重修，就在第三小学门口。每天上下学，孩子们都得绕着走。”

他第一次抬起头，眼睛里有血丝：“去年冬天，有个三年级的学生，因为绕路，天黑没看清，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沟。腿骨折了。”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孩子叫什么？”办案人员问。

“不知道。”贾飞武的声音突然哽咽了，“我……我没敢打听。”

调查深入下去，牵扯出越来越多的人和事。那个被提拔的小吴，经查实，确实送了重礼，但他的姨妈并非什么领导夫人，只是个普通退休教师。小吴交代，贾局长曾暗示他：“你有省里的关系，好好干，将来我的位置都是你的。”

而那些曾经与贾飞武把酒言欢的老板们，有的早已移民海外，有的还在国内继续做生意。其中一个姓刘的家具商，在配合调查时说：“老贾这个人，你说他坏吧，他确实帮我们办了不少事；你说他好吧，他胃口越来越大。最后那几年，我都怕见他——见面就要钱，名目越来越多。”

但刘老板也承认，汉东市的投资环境，确实是在贾飞武任上改善的。“至少办事不用跑断腿了，送钱就能解决。”

这句话被记录在案卷里，成了最辛辣的注脚。

三个月后，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移交前，办案人员最后一次与贾飞武谈话。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贾飞武想了想：“我办公室右边抽屉最下面，有个铁盒子。里面是……是一些收据。”

“什么收据？”

“这些年，我以各种名义收的钱，大概三分之一，我以匿名方式捐了。”贾飞武说得很慢，“捐给希望工程，捐给孤寡老人，还有……还有那个摔伤腿的学生的学校。每一笔我都记了账，用的是假名。”

办案人员对视一眼：“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贾飞武苦笑，“可能……可能是怕吧。怕有一天遭报应。”

他望向窗外，雪已经停了，但天还是阴的。“我父亲去世前，一直以为我是个清官。每次回老家，他都叮嘱我：飞武啊，咱家世代清白，你可不能给祖宗抹黑。”

“你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2010年。”贾飞武闭上眼睛，“肝癌。最后那段时间，我陪床。他疼得睡不着，就跟我说他年轻时在农机站的事，说那些年虽然苦，但心里踏实。”

“你呢？你心里踏实过吗？”

贾飞武没有回答。

案件公开那天，汉东市召开了警示教育大会。通报很长，列举了贾飞武的七大罪状。台下坐满了干部，所有人都低着头，会场静得可怕。

散会后，几个老同事在走廊里抽烟。

“老贾这回是完了。”
“听说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唉，当年在上仲镇，他还帮我孩子联系过学校……”

没人再说话。烟雾袅袅上升，在日光灯下盘旋，最后消散在空气中。

窗外，汉东大道的路灯次第亮起。第三小学门口那截开裂的路面，已经围起了施工挡板。工人们正在连夜作业，要赶在寒假结束前把路修好。

一个老师傅蹲在路边休息，对徒弟说：“这路啊，早该修了。以前反映多少次都没用，现在倒好，说修就修。”

徒弟年轻，不懂：“为啥以前不修？”

老师傅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为啥？因为人心坏了，路就好不了。”

远处，城市华灯初上。霓虹灯闪烁处，新的酒楼正在装修，新的商场即将开业，新的投资协议正在签署。汉东的夜晚，依旧繁华似锦。

只是招商局三楼那扇窗，再也没有亮起过灯光。

而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一个腿上有伤疤的孩子，正在努力练习跑步。医生说，坚持康复训练，明年他就能参加学校的运动会了。

孩子跑得很慢，但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雪又开始下了，轻轻覆盖着大地，仿佛要抹去所有痕迹。但总有些东西，是雪掩盖不了的——比如伤疤，比如罪孽，比如那些在黑暗中徘徊过、最终渴望光明的灵魂。

天很冷，但春天总会来的。

到那时，雪会融化，路会修好，新的芽会从泥土里钻出来。

只是有些人，永远等不到下一个春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