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妇到娼女：十月革命流亡上海的前沙俄贵族，舞池里的跌宕人生

1920年的春天刚刚到来，随着暖风一同驶进黄浦江的，还有一艘破旧的不能再破的日本货轮。

这次货轮运输的可不是货物，而是一整船金发碧眼的乘客。

这不是高贵的外国人吗？可她们身上穿着的却显得极其寒酸，虽然是裘皮大衣，但已经磨损的不成样子，眼神里更是掺杂着恐惧与迷茫。

这些人的身份极其敏感，他们是俄国流亡过来的沙俄贵族，10月革命让她们无容身之所，只能跋山涉水来到上海，将这里当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

只不过，所谓的第二故乡并不是真正的家，反而在这里他们的身份又一次发生了转变，只能在舞池里上演着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

1917年10月25日，冬宫的主人换了。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主人也换了，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贵族们，不仅失去了现有的地位，更是要面临着无尽的折磨与迫害。

在这一大背景下，不支持革命的人，以及前沙俄的贵族们纷纷出逃，数量高达150~200万。著名的白俄移民潮到来了。

原本这些贵族们是看不上东方的，他们想去欧洲，可是克里米亚被红军拿下了，去往欧洲的道路被切断，他们只能另寻出路。

当时的民国虽然落魄，可上海却已经有了国际范儿，宽松的入境政策和繁荣的经济，让这些沙俄贵族们看到了避难的希望。

这些人要么从海参崴出发，要么从哈尔滨周转，花费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来到了上海。

上海工部局曾做过一组数据，在1920~1930年，从沙俄来的难民大约有2.5万人，其中2成以上是贵族或者军官。

上海纵使再国际化，以当时的国力来说，也难以消化如此数量的难民。所以，北洋政府曾想办法不让他们入境。

但作用微乎其微，毕竟在上海的租界实在太多了，除了各个国家的租界以外，还有公共租界，北洋政府在这里的权力是有限的。

更何况还有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在里边掺合，所以，沙俄的难民得以分批进入上海。

但来到了上海，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安稳度日。由于这些人拿的是卢布，可沙俄内部的斗争已经让他们的货币出现了断崖式的贬值。

想靠珠宝首饰换点现钱也比较困难，典当行想在里边吃一头，所以他们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售。

这里是天堂，但不是他们的天堂，他们只不过是外来者而已。

1925年，在上海专门为白俄人画的社区里居住了超过1.8万人，这些人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7成以上都生活在贫困线下。

男性贵族或者军官不得不放下昔身段，开始在上海谋求生存。有的当门卫，有的当司机，有的干脆在码头当工人。

条件稍好一些的，可以在霞飞路开个面包房，理发店，或者裁缝铺。

当然，男性的生存相对好一些，可是沙俄女性的处境就变得十分艰难了。

一位曾在冬宫里担任女官的沙俄妇女说道，她曾想办法去应聘稍微轻松一些的打字员，可是美国牌的打字机她看不懂。

想去当售货员，又不会说中文。最后只能在俄国人自己的餐厅里干洗碗的工作，工资比当地人少了一半。

这还仅仅是沙俄女性的一个代表。到1927年时，登记失业的沙俄妇女高达500人，其中只有1/3的人找到了工作。

这些还是能够统计到的数据，那些没有在统计范围内的人数更多。

正是在这种生存危机之下，夜总会、舞厅成为了沙俄女性，特别是沙俄贵族的出路。

1920年代，虽然是军阀混战的时候，可是上海经济的繁荣让它的歌舞厅从之前的十几家猛增到了上百家。

百乐门在1933年开门的时候，第1次出现了白俄舞女，数量高达12人。

她们在舞厅里跳一个晚上就能挣到2~3美元，这比其他白俄女性收入高多了，更是当地女工的10倍。

有了这条发财之路之后，白俄女性的需求量与日俱增，毕竟她们的外形条件实在太好了:身高腿长，五官立体。

很快在娱乐界刮起了狂风，1935年，蹦跳在上海舞台上的外籍舞女们，单单是白俄女性就占到了85%。

那时候，叫娜塔莎、叶莲娜的女性数之不尽，她们十分受上海人和外国人的欢迎。

表面的光线并不能隐藏背后的屈辱。就连沙俄将军的女儿玛利亚也不得不穿着短裙，在舞台上跳着露骨的舞蹈。

晚上8点到凌晨2点是她的工作时间，每周要跳上6天，除了身体累以外，她们还要时常遭到客人的骚扰。

但这些终究是解决了弟弟的学费和房租的出处，沙俄舞女的黄金时代到来了。

逃亡的沙俄贵族是痛苦的，酒精是他们最好的证据。在沙俄社区里，他们的酒精消耗量是其他地方的3倍以上。

靠着酒精麻醉依然不能解决现实当中的困难。当日本人来的时候，白俄社区遭到了抢劫，白俄企业也被抢走，更不用说留在上海的白俄妇女了。

这些人本就是逃出苏联的，他们自然没有受到苏联的保护。当然，他们也不期望苏联能够保护他们。

从贵族到难民，从宫殿到舞池，他们在异乡寻找归宿，但终究难以跨越国界。

最后只能如同黄浦江的江水，静静流淌过上海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