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中国 | 后城乡时代：如何用“数字眼光”重新凝视中国？

“数字交往型构”作为“后城乡”范式下的核心分析单位，并非旨在取代城乡二元框架，而是将深度媒介化的视域引导至传统二元叙事所忽视的跨地理边界连接与流动性重组过程，从而在新的经验现实之上丰富我们对数字中国的理解。

原文 ：《“后城乡”：充满张力的数字“重序”》

作者 |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金庚星

图片 |网络

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影响至远的“大迁移”。一是物理世界中的“进城”，即人的城市化，随之而生的是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二是信息空间中的“上网”，即社会世界的数字化，我们藉其重新打量物理现实的意义。如果说人的城市化迁移塑造了以地理区隔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与身份认同，社会世界的深度数字化纠缠则正系统性地消解这一社会结构的物质与观念基础。这一以地理空间为前提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日益无力阐释当代的社会组织形态、身份建构逻辑与权力运作模式。一个以流动的、跨越地理边界的相互依赖网络为特征的“后城乡”社会正在浮现。

迈向“后城乡”范式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数字媒介及通信基础设施以其跨越地理空间、重构连接方式的可供性，侵蚀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物质基础，日渐创造出一个与物理世界平行又交织的“流动空间”，信息、资本、商品、服务等要素的流动速度、广度和密度皆达至前所未有的水平。时至今日，集成了各种App的智能手机作为新的社会操作系统，在交通出行、社交互动、资讯获取、娱乐休闲、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等日常实践中，重塑了城乡居民的感知体验与意义世界。在数字基础设施深度嵌入之下，城乡中国的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牵涉到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方面。

其一，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将“地方”功能性地再整合进全球流通网络之中。今天乡村电商直播间通过去中间化正在改变城乡间长久以来的产销惯性。其上游连接着乡村农产品生产、手工制造，中游集成了跨越城乡的仓储、物流网络，下游则通过智能手机直面全网的城乡消费者，实时展示种植环境、采摘过程和产品品质。其同时还衍生出营销、金融、数据分析等一系列数字服务。此外，电商直播还将乡村场景本身的地方文化意义嵌入到农产品的价值之中。在这样的实践中，直播间实则成为一个经由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交转的跨城乡数字生态系统，其中，乡村不再如传统城乡二元结构所假设的那样，作为被动为城市提供初级产品的后台，而是一个能够主动生产经济与文化价值，并直接与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交往的前台。

其二，支撑数字基础设施运作的信息工作者本身已变动不居。一个长期旅居大理村镇咖啡馆为东部沿海电商平台或硅谷公司写代码的程序员，他/她的经济活动、知识结构、文化消费习惯可能完全是都市的，甚至是全球的，其物理栖居地和日常生活场所却是乡野的。这一群体的出现意味着人口的城乡属性不再由其居住地的行政地理区划来简单定义。他们既非市民，又非传统村民，而是在城乡之间、不同场所之间频繁流动的新型主体。他们的生存境况意味着，社会行动者的生活机遇完全可能受益/受限于其在关键数字网络中的连接能力、节点位置和信息获取能力，而非户籍档案上的身份标签。更关键的是，这些并未置身于大都市科技园区的程序员之中很可能会诞生出定义下一代互联网的Web3er们。

如果城乡二元对立叙事的文化观念，如梁心所揭示，是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时期、被现代印刷媒体表征和都市知识分子“想象性地建构”出来的，那么，今天这一叙事框架完全可能被数字媒介及其基础设施的非表征性和乡村电商主播、远程码农等新型实践主体所消解。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社会资源的配置并不必然依赖于地理邻近性，一切社会关系、经济活动和身份认同，都不再仅仅以可明确区辨的城乡地理区划为原点展开。“城乡二元”框架立基的地理限定、单向流动与身份固化等核心假设已然失去解释力。如果“数字中国”的社会世界日益由那些我们既依赖又无法完全理解的社会技术系统所建构，那么，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和公共政策的制定逻辑，乃至我们对行动者的界定，都将面临重估。为了回应这些变化，城乡关系叙事孜待迈向一个由“数字交往型构”所定义的“后城乡”范式。

在“数字交往型构”中凝视城乡世界

实际上，“后城乡”范式本就是“城乡融合”这一政策话语的应有之义。因为如果要问城乡如何融合,数字化是重要路径之一，而数字化势必意味着以流动和联系取代静止和区隔，所以“城乡融合”本就指向了“后城乡”的意义世界。“后城乡”范式不预设城乡差异的消失或乡村的都市化，而是主张社会分析单位的转换，亦即不再问这个村镇或城市发生了什么，而是问这个节点（人/组织/地方）如何被连接进各种流动网络，它在网络中扮演何种角色，以及这种连接如何改变了其社会位置。在这一点上，“后城乡”范式彻底转向以超越行政区划和地理边界的交往网络作为新型社会分析单元。这类超越地理边界的流动网络是由相互依赖的多元行动者组成的，跨越线上与线下、地理与网络的多尺度动态关系网络。其持续生成、维系与变迁，根本上是通过行动者们围绕共享的关联框架，在一个由数字基础设施、算法和数据构成的媒介组合中展开的交往实践而得以实现的。借鉴诺贝特·埃利亚斯和安德烈亚斯·赫普等的理论资源，它是一种“数字交往型构”，可用来作为后城乡范式下可操作的中层理论和可观察的分析单位。

通过分析此类型构，我们可清晰地看到“后城乡”社会的运行机理，行动者之间如何因数字基础设施而产生新的连接组合，从而部分替代旧有的城乡分析单位。一个电商直播间的社会位置不由城乡地理坐标定义，而由其在数字生态中的网络连接和交往关系定义，它既可以是地理位置上的“乡村”，又是经济功能意义上的“市场”，还通过在直播中对乡村生活场景进行数字化编码和文化符号生产而成为一种“媒体”。其行动者群组包括乡村主播、城市消费者、平台、算法推荐系统、物流公司、地方政府等。他们共享的关联框架是农产品溯源地的可信交易。他们的交往实践则是一系列复杂的跨媒介行动，包括主播在直播间进行内容生产与展演，消费者通过弹幕、点赞、下单进行反馈，算法根据数据调整流量分配，物流系统完成线下配递。这一型构内部充满了“流动的权力平衡”，主播依赖平台流量，平台依赖主播的内容，消费者拥有选择权，但其选择又深受算法左右。“数字交往型构”能将一系列看似分离的城乡现象整合到一个统一、动态的关系框架中进行分析。通过考察行动者所属的各种数字型构，我们就能解析其如何在后城乡情境下组织其生产与生活。这种关系性、过程性的视角对于理解这个日益流动的世界至关重要。

“重序”数字社会世界

“数字交往型构”作为“后城乡”范式下的核心分析单位，并非旨在取代城乡二元框架，而是将深度媒介化的视域引导至传统二元叙事所忽视的跨地理边界连接与流动性重组过程，从而在新的经验现实之上丰富我们对数字中国的理解。当然，“后城乡”绝非一个城乡界限完全消弭、社会完全同质化的乌托邦，而是一个持续进行、充满张力的数字“重序”过程。其中，基于地理和户籍的旧有分层逻辑，正被基于远程连接和数据权力的网络逻辑所松动。社会的组织原则正从围绕固定的地理场所，转向围绕跨地域流动的“数字交往型构”。

任何关于“后城乡”的宏大叙事最终都有待落脚于社会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中对这一现实的切身体验与意义赋予。今天的行动者通过交往实践，在数字空间中再生产着他们的社会关系和意义世界；数字空间的物质安排又反过来塑造着这些交往实践的可能性与社会关系的形态。“交往型构”的数字“纠缠”意味着支撑这些交往的数字基础设施并非透明物，而是规训了整个社会世界的可能性边界。数字世界的时间与空间体验终究无法抽离其背后物质安排及其空间政治。所以，当我们顺着科技公司总部和远程数据中心的“数字眼光”统一凝视现实中的城乡世界时，就需要警惕这种“数字眼光”是否变成了一种20世纪之初“都市眼光”的历史延续，进而帮助创造了一种有别于城乡二元但更隐蔽的中心-边缘关系，这种反思对于我们在一个深度媒介化的数字世界里如何通达“现实”至关重要。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技术现象学视域下智能手机与城乡中国居民的日常生活变迁研究”（19CXW030）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社会科学报》2026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