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叙事下的哲学迷途：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纳粹随后迅速扩张其在德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权力，德国智识世界面临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同年4月7日，纳粹通过了所谓的《专业公务员制度恢复法》，并根据这部法律解除了德国高校一千多名教授的职位，包括众多拥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其中有许多人与新康德主义运动密切相关。随着一批脸色苍白而又带有强烈精神病气质的纳粹青年成为德国院系学会的领导并担任教师会议的主席，德国高校的学术研究被迫集体转向，校内充斥着对纳粹鼓吹的一体化运动及其政治世界观的“普遍的谄媚和靠拢”，“新学期的课程表上挤满了与‘国家’一词沾上边的课程”。那些拥有犹太血统或自由派背景的德国哲学家，不再被德国学院提及。他们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被旨在缔造“新德国人”的专业学科（如国防科学、种族学与人类学）迅速取代，而在当时的德国学院中升任教授最快的，是那些懂得逢迎智识时尚的“最年轻但平庸的家伙”。

作为拥有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虽早已融入德国文化，但依旧无法逃脱这一时代洪流的冲击。由于一战期间曾在德国军队服役，洛维特根据“前线条款”幸运地躲过了纳粹对德国学院的第一波清洗。但到了1935年9月，纳粹德国颁布《纽伦堡种族法案》，将犹太人的政治地位由帝国公民降至国家臣民，而在1936年初，政治嗅觉敏锐的马堡教师会领导就撤销了洛维特的聘书。在失去德国高校工作之后，洛维特不得不开始长达十八年的流亡生涯。在流亡期间，洛维特的母亲仍然留在慕尼黑。1943年她被送往集中营，因不堪折辱而在临时转运营中服毒自尽。

1936年，洛维特流亡至意大利的罗马，他在那里与海德格尔最后一次会面时，海德格尔明知洛维特的不幸遭遇，却依旧全程佩戴纳粹党徽。在谈话过程中，洛维特失望地得知，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支持纳粹，“原因深植于他的哲学本质之内”，海德格尔“对希特勒的信仰是不容置疑的”。

应当说，在当时的德国学术圈里，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学者并非少数。对于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德国的知识界大众不是保守右倾，就是漠不关心”。就洛维特所知，德国神学家里拒绝对希特勒效忠的，只有卡尔·巴特一人。私下颇有微词的学院教授固然不少，但即便在纳粹尚未掌控局势的时候，他们也缺乏马克斯·韦伯这样敢于充当毫不留情的反对者的智识勇气。在当时的德国学院里，“在安全无虞者与岌岌可危者之间，仍然笼罩着一片根本的缺乏理解与漠不关心；安全无虞者除了打听一点消息之外别无作为，岌岌可危者则卧倒在血泊之中”。

在近期出版的回忆录《纳粹与哲学家》中，洛维特写道，即便是那些“自以为对纳粹的宣传保持冷漠与超脱的人”，也毫无知觉乃至理所当然地让自己被“一体化”到了惊人的程度。对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来说，“最容易的就是在理念上激进，可是对一切事实层面的东西无所谓。他们有办法忽略一切个别特殊的事实，以便能更加坚决地拥抱整体的理念，并且把‘事物’与‘人’分开来看。”他们越热爱自己在心中拥抱的抽象理念，就越冷漠地无视个别人所遭受的现实苦难。洛维特将这种民族特性视为德国虚无主义所导致的病态后果之一，在洛维特看来，这种灾难性的思潮并非仅仅是某些现代哲学造就的不良智识产物，而是深深植根于中世纪就颇为盛行的末世叙事之中。

撰文｜郝苑

《纳粹与哲学家》

作者: [德] 卡尔·洛维特

译者: 区立远

出版社: 万有引力｜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5月

欧洲思想史中的末世论源流

12世纪末，欧洲各国民众络绎不绝地前往遥远的卡拉布里亚山上的一座修道院，他们在那里专注地聆听一位西多会修道院院长——菲奥雷的约阿希姆为这个弊病横生的世界开出的济世之道。这位沉默寡言却又博学多识的修道院院长擅长数字的隐喻和历史的类比，他将人类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最初是人们尊奉“肉”的时期，这一时期起始于亚当，终止于耶稣；接下来是人们对“灵”与“肉”同时尊奉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约阿希姆所处的时代；最后还有一个完全尊奉“灵”的时代，这个时代将彻底终结堕落的旧时代，在全社会普遍实现僧侣制度。每个人都将像圣徒那样生活，因而不能追求尘世的财产，而是应当全盘奉献自己的私产。根据约阿希姆的推算，建立新世界的社会变革将在圣本尼狄克以后的第二十二代，即1260年左右大功告成。

应当说，自基督教的最初年代以来，就一再出现这种末世启示录式的思辨和期待，但约阿希姆的末世论影响最大。这不仅是由于约阿希姆凭借自身的卓越才华，将之构思为一个有自洽逻辑的历史-寓言式的解释体系，而且还与它诞生和传播的历史处境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约阿希姆所处的年代里，神圣罗马帝国与罗马教廷的冲突不断，欧洲战乱频仍，民众饱受战乱、瘟疫、物资匮乏和社会动荡的折磨。基督教会建立之初许诺的耶稣再临人间的弥赛亚预言迟迟没有兑现，教会对此没有做出足够有说服力的解释，反倒用各种方式回避这个尖锐的问题。“在千年之久的历史存在之后，教会已经充斥着世俗性”，就像它的神学充斥着异教的哲学一样，“基督教信仰原来的因素——上帝之国降临、耶稣再次降临、忏悔、再生和复活——已经被大量赢得的权利和世俗利益淹没了”。

约阿希姆敏锐意识到虔诚的信徒与民众在精神上的巨大困惑，他在《以西结书》《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三大末世叙事的基础上，构造了他自己的末世预言，为那些濒于绝境的中世纪民众带来了新的希望。根据约阿希姆的末世叙事的暗示，罗马教会由于“抗拒自身的改革、迫害基督真正的追随者”，已经沦为一个背叛信仰的宗教组织，帝国的皇帝则成为“天意惩罚反基督教会的工具”。虔诚信徒原先认为的一切坚实固定的信仰基础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事物都被亵渎了。反基督者已经拥有了支配基督教世界的巨大权柄，然而，他们用来窃夺权力的卑鄙手段恰恰孕育了大批在信仰上逐渐觉醒，并在不远的将来埋葬他们的掘墓人。约阿希姆相信，“在两代人之内将发生新秩序和恶势力之间的大决战”，参与这场终极决战的虔诚信徒们失去的只是精神上的枷锁，获得的将是整个让信仰得以重生的新世界。

1937年发现的《图形之书》中，菲奥雷的约阿希姆将自己的历史观具象为图画。

约阿希姆的本意是想阻碍教会的世俗化，让教会重返传统信仰的本真道路，但他的末世预言实际上让中世纪的欧洲民众陷于更大的社会动荡。根据《启示录》的叙述，羔羊在天堂里打开了七个封印，人类先后遭遇战争、饥荒、瘟疫、蝗灾、地震和迫害等一系列劫难，而在打开第七个封印的时候，就会出现撒旦的化身：一条妄图吞噬圣子的巨大红龙。天使长米迦勒通过艰辛的战斗，最终挫败红龙的邪恶计划，将之打入火湖中封印起来。但撒旦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每隔一千年，它就会乘封印之力变弱，幻化为耶稣的同貌人，以绝对平等和绝对正义的旗号蛊惑人心，在人间掀起腥风血雨。这个伪装性和欺骗性最强的反基督者精心编织巨大的罗网束缚一切生灵，挥舞血淋淋的钢铁巨爪碾碎敢于反抗它的自由意志，真理和谬误、善与恶、生与死，对它来说都是用来操控人心的手段。它尤其擅于打着绝对真理的旗号让人们陷入罔顾事实的幻象之中，打着绝对正义的旗号让人们做出灭绝人性的暴行。

约阿希姆的末世叙事不幸地成为这个或许是最阴险狡诈的反基督者煽动狂热与仇恨的修辞手段，在它的精心诱导下，约阿希姆的大批追随者蜕变为不惜一切代价地改变世界秩序的狂热分子。他们对永恒事物的终极关切被对伪救世主的崇拜所遮蔽，他们眼中只看到自己追求的狂热理想，而任何个体的苦难都只不过是实现他们理想的必要代价，丝毫无法引起他们的怜悯之情。

在洛维特看来，“自查理大帝以来的西方历史，所有重大运动所特有的那种政治上的肆无忌惮的极端主义，其真正的起源就在于”这种伪装成基督教福音的末世论的“极端性”。那些狂热的信徒将自己所处时代的诸多事件都理解为实现约阿希姆预言的征兆，他们“在尝试着不可能的事情：在当时的世俗世界里实现上帝之国的律法”，但实际上他们所完成的只是帮助魔鬼缔造人间地狱，他们的魔手伸到哪里，哪里就赤地千里、血流成河。法国大革命“绝对自由的恐怖”令黑格尔深受震撼，他试图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通过调和宗教与哲学的激进主张来超越这种末世叙事，但洛维特认为，黑格尔精心建构的世界历史，仍以某种隐秘的末世叙事为其神学前提。

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德国著名犹太裔哲学家，师从胡塞尔、海德格尔，1933年纳粹上台后，洛维特被迫辗转流亡意大利、日本、美国，1952年受邀回国，于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至退休，一生著述遍涉神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著有《韦伯与马克思》《从黑格尔到尼采》《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等书。

黑格尔与歌德的矛盾

黑格尔于1830年六十岁大寿时，收到他学生铸造的一个纪念章，在其背面呈现的是一种隐喻式的描绘：左边是坐着读书的男性塑像，塑像背后的柱子上蹲着一只猫头鹰，右边是高举十字架的女性塑像，在二者之间是一个裸体的守护者，象征着黑格尔在哲学和神学之间进行的调和。歌德在得知纪念章的背面图案后颇为不满，在他看来，尽管黑格尔不乏机智敏锐，但他倡导的辩证法仍有可能以诡辩的方式“毁掉自然永恒的实在性”。在欠缺自然理性的客观约束下，黑格尔用所谓的理性来调和哲学与神学的规划，实际上表达的是“哲学的思想应当吞并神学的独断表象”，由此“开启了一个深渊”。在这个普遍视野完全缺席的深渊中，歌德预见到“未来的野蛮”，“就像罗马世界在第三个世纪前后所经历的那样”，德国也将面临“繁荣、自由、科学的毁灭”。

根据洛维特的理解，歌德与黑格尔的重大分歧之一就在于，二者对主宰世界的理性的理解有所不同。歌德推崇的是表现“自然的程序”，因而具有普遍效力的自然理性，黑格尔高扬的是表现“精神的程序”，因而具有历史相对性的历史理性。为了消解不公正的历史现象所激发的狂热，黑格尔的哲学致力于实现理性与信仰的调和，但这种调和“不是现实中的调和，而是观念世界里的调和”。也就是说，通过辩证的智慧穿透阴暗残酷的历史现象，洞察到支配现实的理性本质：“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尔宣称，要意识到这一点的关键就在于改变看待世界的思维模式，“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这也就意味着，不能抽象地使用超越时代的哲学视野来评判现实：“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在黑格尔看来，年轻人根据自己无法满意的经验“总以为这个世界是坏透顶了，首先必须予以彻底的改造”，但这种观念是幼稚肤浅的。相较之下，成人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识恰恰是，“那虚幻不实、倏忽即逝的东西仅浮泛在表面，而不能构成世界的真实本质。世界的本质就是自在自为的概念，所以这世界本身即理念。一切不满足的追求都会消逝，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世界的最后目的已经完成，并且正不断地在完成中。” 借助辩证法扬弃虚幻不实的现象，人们就会发现，“‘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黑格尔进而断言，世界历史的理性就在于，它是一种不断的“自由意识中的进步”，自由在它里面“成长为一个世界”。

《浮士德》

[德]歌德 著

钱春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6月

黑格尔虽然承认自由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反对仅仅停留于个体的层面来理解自由。相较于集体性的概念，个人是特殊的、偶然的、短暂的、脆弱的、转瞬即逝的，“对于世界生存的伟大目的，就不应当要求个人的快乐，或者个人的幸福和幸福的环境，而更应该在世界目的之下要求它促成各种善良公正的目的的实现和获得保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幸福与自由只有在诸如国家和民族这样的集体概念中才能合乎理性地实现自身。“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国家作为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事物，它的实体性意志所规定的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的权利”，“不言而喻，单个人是次要的，他必须献身于伦理整体。所以当国家要求个人献出生命的时候，他就得献出生命”。

当然，黑格尔并非意在主张个体必须服从任何国家下达的所有命令。在他看来，作为绝对理念在历史领域具现化的世界精神的要求“高于一切特殊要求之上”，国家只有满足了世界精神的要求才是值得遵从的。世界精神虽然显得神秘莫测，但可以在拿破仑、凯撒和亚历山大这样的“世界历史个人”身上充分显露出来。作为时代的英雄，他们是拥有伟大志向而又目光犀利的人物。他们卓越的政治能力和军事能力可以有力解决人类遭遇的末世危机。他们从不需要向其他人征求谨慎的计划和意见，因为他们本人才最懂“世界精神”。其他人只有认可和顺从这些所谓的英雄，历史才能向世界精神顺利推进。他们周围的大众时刻都可以感受到这些灵魂的领导者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即便他们最终失败了，也只不过是支配他们的世界历史观的偶然失败，因而不失为伟大的失败。

这些世界历史个人深信，战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为了促进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机体的健康，他们必然会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不重视其他神圣的考虑，无视道德上的非难，“而且要把个人完全置之度外，置之不论”。黑格尔承认，“这样魁伟的身材，在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但普通的个人没有什么权利来对之做出抱怨。因为在“理性狡计”的作用下，世界历史个人罪在当代，功在千秋，而“就‘人身的蚂蚁、跳蚤和臭虫’的大惊小怪而言，它……在根本上就善恶而言对本质没有任何改变”。

相较于世界精神这样的宏大目标，个人作为特殊的事物“大多显得微乎其微，没有多大价值：个人是供牺牲的、被抛弃的”。个人的有限价值只有在世界历史个人所呈现的帝国意志中才可以得到有效的提升和完满的实现。这也就意味着，个人应当在英勇品质的支配下，“一方面，绝对服从和放弃私见与争辩，就是要做到没有头脑，另一方面，要最强烈地、广泛地做到镇定和当机立断；对个人施加最敌对而且是亲身的行动，然而作为个人来说，他对他们毫无冤仇，甚且不无好感”。

黑格尔像。

国际著名黑格尔研究专家特里·平卡德对此评论道：“黑格尔以近乎神秘的方式称颂的绝对理念，在德国的种族主义、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素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叙事也颇为不满，他批评说，“这样一个学说，如果承认了，那么凡是可能想象得到的一切国内暴政和一切对外侵略都有了借口。”或许就是在这种历史叙事的负面影响下，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艾希曼在接受审讯时才会主张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甚至坦然声称：“假如命令他处死自己的父亲，他也会照办。”

洛维特不无遗憾地指出，“歌德那完全成熟的自由在德意志文化中依然没有结果”，在19世纪黑格尔的学生们就已经越过歌德在德国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并成为20世纪德国人的“真正教育者”。青年黑格尔学派不同意老年黑格尔学派的保守政治立场，他们运用辩证法的技巧，黑格尔的法哲学表面上维护国家的命题就被转化为反面：“凡是现存的，都应当灭亡。”但不管这二者在具体的政治立场上存在何等差异，他们都不自觉地继承了约阿希姆式的末世叙事的一个前提：这个混乱的时代需要救世主式的世界历史个人来加以拯救。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老年黑格尔学派到普鲁士官僚制度那里去寻找这样的救世主，而青年黑格尔学派到激进平民领袖那里去寻找这样的救世主。他们的内心深处实际上都深受尼采所称的奴隶道德的支配，而正是对这种奴隶道德的普遍信奉，为德国虚无主义在智识世界的迅速蔓延铺平了道路。

奴隶道德与时代精神

克利福德是劳伦斯在其代表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塑造的一个颇值得玩味的争议性人物，他出身于贵族家庭，在新婚度过蜜月后就被送上一战前线。六个月以后，克利福德从战场归来，却成为下半身瘫痪，丧失生育能力的残障人士。他的悲惨遭遇无疑值得同情，但他随后的言行则令人不齿。为了掩饰自己生理上的无能，克利福德成为追求强大权势的狂热分子。他罔顾事实，阉割健全的判断能力，在自己撰写的小说和发表的演说中不断吹嘘其家族企业在现代工业和金融界里的强大实力，俨然每天都在取得新的突破与胜利。在这种幻觉的刺激下，他满脸红光、容光焕发，甚至时常爆发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尽管这个精神阉人凭借“那种不可思议的造势本能”，“四五年之内就成了年轻‘文化人’中的佼佼者”，但他的妻子康妮相当清楚，那些傲慢言行仅仅是“空虚的精彩炫耀”，克利福德就像“一只奇特的螃蟹或龙虾，属于无脊椎的甲壳类动物，钢铁的外壳如同机器，内心却是稀烂的一滩”。

虽然劳伦斯是英国作家，但正如德勒兹所言，“劳伦斯与尼采非常接近。人们可以猜想，如果没有尼采的《反基督者》，劳伦斯本不会撰写他的著作”，可以认为，劳伦斯塑造克利福德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就是尼采精彩描绘的奴隶道德。奴隶道德并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仅仅表现为对强权的忍气吞声和卑躬屈节，恰恰相反，它拥有一种极度想要变强大的渴慕。然而弱者通常很难实现这样的愿望，于是奴隶道德就成为无可救药的弱者粉饰自己的失败与无能的重要手段。如果说所有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那么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人’，对‘非我’的否定”，“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它需要通过怨恨或仇恨先构想出外部的“丑恶敌人”，然后才能将自己设想为外部敌人的对立面，即“好人”。正是由于奴隶道德是经过怨恨扭曲的道德，所以它眼中的“恶人”，恰恰就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高贵者、强有力者，“他们只不过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形态”。

尽管奴隶道德热衷于诅咒它所认定的丑恶敌人，但又离不开这样的敌人，因为这些敌人成为它解释自身失败、转移内部矛盾的必要工具，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给予它美化自己和吹嘘自己的宝贵机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记录的一则寓言，就生动展现了奴隶道德借助敌人抬高自己的狡诈手法：有一天，一头猪跟狮子争吵起来，猪便要与狮子决斗，但回到家中反复思忖之后它又胆怯了。于是它跑到附近的大泥塘里好好滚了一滚，再去找狮子决斗。狮子来了，用鼻子闻了闻，直皱眉头，就走开了。后来，这头猪就没完没了地自我吹嘘，说狮子害怕自己，从战场上逃跑了。

弗里德里希·尼采。

那些信奉奴隶道德的人尽管品性卑劣、能力平庸，却总是欣然自诩为卓越的贵族，他们相信，为了提升“人”这个类型，为了推进人类的自我克服，“在无论何种意义上都以奴隶制为必需”。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无数人的牺牲”，后者“是作为下层建筑和脚手架，以供某种被特选出来的造物朝他们更高级的使命、从根本上说是朝着一种更高级的存在攀登上去”。作为个体，他们的破坏力相当有限，但他们强烈期盼自己能遇到超人式的救世主，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就会像蝗虫一样聚集在这样的救世主周围，疯狂毁灭旧世界，以创造符合他们需求的蚂蚁窝式的新世界。尼采哀叹，在德国的智识世界里，“虫‘人’已经登台，而且是蜂拥而至”，他们“把自己看成精英，是历史的意义，是‘上等人’”，但实际上他们信奉的奴隶道德“把视角狭隘化，在特定的意义上也就是把愚蠢当作一项生命和生长的条件来教导”。而费希特在表面上倡导的那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观念，实际上为这种奴隶道德打上了种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烙印。

费希特声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罪恶完成的时代”，“所有现在把我们引向毁灭的弊端都有其外国的根源”，正是“外国人的狡猾多端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德国人的毫无偏见和不善怀疑”，将德国“人为地分裂为许多相互隔离和独立的部分”。而费希特认为自己“就像犹太先知当年所做的那样”，将成为新的千年王国在“新时代中最终再生的先驱”。费希特强调，即便德意志民族遭遇了众多挫折和困境，但合格的德国公民依旧应当毫不动摇地坚信作为原初民族的德意志民族的语言纯洁性和种族优越性。德意志民族绝不可接受“与低等民族的同流合污”，后者既不像德意志民族那样“需要这么多自由”，而且也“根本承受不了这么多自由，而只有高度严厉的手段才能阻止它们互相摩擦”。

考虑到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不友善态度，费希特主张“德国不曾属于这个变得不公正的和业已分裂的欧洲”。倘若让德国通过武力获得统一，那么“它就会自立于文明大地的中心，犹如太阳自立于世界的中心”。而要实现这个所谓的神圣理想，就必须“坚决依靠自然力量”。当居住地变得对自身来说过于窄小，“就会想占领邻近的土地，从而扩大自己的居住地，以赢得更大的空间”。费希特希望德国民众尽早认识到，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把他能抢到的一切东西抢到自己的手里，而那种限制自己的人必然会遭到毁灭”。正是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费希特把战争视为“有一时输赢的赌博”。相较于投注有限的赌徒，那些投入一切的赌徒更有可能赢得胜利。费希特相信，恰恰是那种“强大有力而又自命不凡”的“狂热精神”，才是驱使战士赢得胜利的决定性要素。

为服务于这样的战争，“我们时代的世界征服者除了将他的民众培养得能从事那种野蛮的暴行，也必定还会将他们培养得具有冷酷无情而深思熟虑的掠夺欲望”。因此，德意志的国民教育就必须在学子们的精神领域首先勾画出世界征服者所推崇的社会秩序的图像，让他们的内心受到强制，把这种共同体图像的“一切部分都理解为绝对必然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并在这种思想控制的基础上“完全消灭自由意志”，给学子们的意志造成“做出决断的严格必然性和优柔寡断的不可能性”。费希特深信，世界征服者终有一日会率领这些狂热的战士挑战欧洲既定的秩序，到那时必定会为在德国土地上崛起的新千年王国“开辟一条通向一切荣誉和尊严的道路”。

叔本华对这类咄咄逼人的哲学论调颇为反感，他表示，“一个时期的主流哲学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精神思想。那么，如果某一绝对荒谬的哲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如果把那些取自空气、出自疯人院病人口中的唠叨胡言当作伟大的思想，那经这样播种以后形成的一代人就真是不可多得了：没有精神思想，没有对真理的热爱，没有诚实，没有趣味，没有对物质利益和专断权力以外的任何高贵事业的追求，而这正是我们眼前所见的一代。”应当说，叔本华的这个愤世嫉俗的论断颇有先见之明。洛维特在回忆那个狂热的年代时就不无苦涩地评论道，“我们是最后一代自由的学生——不曾被集体价值统一烫平，也不以快速毕业为基本心态”，此后的多数学生则在德国虚无主义思潮的全面侵蚀下“成为学院里的普罗大众，也因而成了政治上强制一体化运动的适当基石”。更令洛维特痛心的是，作为在当时或许是影响力最大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非但没有真正克服德国虚无主义，反倒以隐曲的方式将这种狂热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

作者: [德] 叔本华

译者: 张旭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3月

被权力蛊惑的哲学家

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在其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中豪情万丈地宣称，西方的精神力量已经失灵，当这种衰朽的表相文化“把所有的力量都扯入混乱并使之在疯狂中窒息而死的时候”，德国大学的全体师生应当在“德意志最大的急难中坚持承受住德意志的命运”，通过结成“斗争共同体”，将“那种常被歌颂的‘大学自由’从德国大学中驱逐出去”。“德国的全体大学生已经踏上征程”，而他们所追寻的人，正是那个在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中凭借“最深邃的使命和最广阔的责任”拯救文明的危机，缔造世界的新秩序，作为“精英中的精英”唤醒民众“新的勇气”的人。

到了二战结束以后，海德格尔对自己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做出的一系列支持希特勒的言行做出了诸多辩解，但在洛维特看来，这并不是因为海德格尔“误解了自己”，反而是那些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的人误解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校长任职演说，并不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对当时的政治现实的暂时妥协，而是其思想在特定处境下产生的实践后果，这让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种种特定预设暴露了自身”。

洛维特指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不仅与一般的时间有关”，而且也与他提出存在问题的“特定时间”有关，那正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永恒价值”遭受普遍质疑，狄尔泰对理性和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批判获得普遍承认的一战后的20世纪20年代。“当时在德国盛行的主要气氛，是一股席卷一切的贬值风潮”，通货膨胀将现存的一切都吞噬消耗，社会和政治生活随之变得激进而极端起来。海德格尔凭借其诗性的形而上学语言，敏锐刻画了德国人身处经济危机时期所陷入的忧惧焦虑、迷惘彷徨以及经过漫长辛劳却一无所获的虚无感，这让他原本高度专业化的哲学论著在广大读者群里激起巨大的共鸣。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洛维特观察到，当时处于危机状态的德国人充斥着破坏性极强的叛逆感，对他们来说，“毁灭就是创造，粉碎时间中的一切，就是永恒。”海德格尔则顺应这种叛逆心理，他就像魔法师一样在哲学研究中展现了超强的解构能力，“他讲课的技术主要是先盖起一座思想建筑，然后又亲手把它拆掉搬走，以便将全神贯注的听者置于一个谜团之前，让他留在一片空虚里面”。在一种围绕着本真性与非本真性展开的存在论研究中，海德格尔“给予一代大学生们以新的尺度”，让他们深信逻辑与理性“必定消散于‘源始问题的旋涡中’”，伦理、文化与人性并非哲学的严肃关切，人不是理性的动物，真理已经预设了被抛入实际上在此存在的有限此在，因而“本质上是有限的，时间性的，并且因此是历史性的”。

海德格尔拥有“如独裁者般驱使青年心灵的力量”：作为哲学王国的精神领袖，他竭力“彻底地否定既有的东西，又坚决地指出一条通往‘非如此不可的唯一选择’的道路”。作为“变装的宣道者”，海德格尔将自己装扮为旧神已经消逝、新神尚未降临的“贫困时代”的先知，他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力量与那种通过召唤新神开辟新天地的末世论宗教动机紧密联系起来，将那些沉迷于其末世叙事的读者“诱骗到一种虚伪的虔诚”之中。不难看出，海德格尔哲学的这些论述思路蕴含着“一种划时代的末世论意识在宗教上的弦外之音”，海德格尔思想的巨大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以此为基础”。

通过这种方式，海德格尔致力于将西方哲学传统和神学传统对永恒和无限的关切转向实际的、有限的与在历史之中的“在此存在”，用有限的关切去遮蔽对永恒事物的终极关切，并诱导人们对有限的事物投入无限的激情。这也就意味着，对具有普遍效力的真理、公义和自由的关切被对种族利益和地缘优势的关切所取代，基督教的上帝被希特勒式的“救世主”所取代，个体的自由和权利被“存在的天命”所取代。洛维特注意到，“纳粹式的政治论述与海德格尔哲学所使用的语言，两者都贯穿着暴力的表达方式”，“在两者所发出的挑战里，都有某种冒犯他人感受的阴险兴趣”——“最终都是‘命运’使一切意志得到合法性，并为其披上了一件历史哲学的外衣”。

按照流俗的理解，海德格尔纵然是纳粹的信徒，他也只不过类似于恩斯特·荣格尔那样的边缘人物，但洛维特断言，海德格尔固然谈不上是罗森堡那样的纳粹御用哲学家，可他服务于纳粹神话的哲学论述“绝非没有影响力”。正如茨威格所指出的，“希特勒很少采纳别人的思想，但他有一种天生的本能：凡是有利于他达到自己目标的一切都要占为己有”，纳粹分子的“一贯伎俩从来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极端利己的强权欲望伪善地隐藏起来”。神秘晦涩的哲学概念，由于其定义的模糊性，表面上看来是无害的论断，却有可能为最霸道的兼并进行辩解，并“由于言辞的内在力量而转化为行动和灾难”。希特勒就曾赤裸裸地表示，“坚持使用暴力本身是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但“任何一种不是来自坚定思想的暴力都是动摇不定的和不保险的”，“因为没有思想前提所进行的迫害在道德方面显得不合理，也恰恰容易激起品德更加高尚的那部分民众的抗议”，这反倒让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组织或公众人物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因此在希特勒看来，要赢得权力斗争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思想-文化编织的政治神话来最大程度地强化自身施加暴力的意志，并尽可能彻底地消解敌对方的抵抗意志。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入口大门。

根据李德·哈特的军事战略研究，希特勒对正面突击与上刺刀冲锋这一套传统战法表示很轻视，他的新型战争理论认为，“在真正的战役中，正面的前进始终只是具有欺骗和牵制的作用。主要的任务都是通过向敌后攻击的方式来完成的”，即通过使用心理上的武器，把思想的毒素注射到敌人身上，让敌人士气涣散，使敌人的抵抗意志发生麻痹。概言之，“战争是要用思想来当作工具，用言论来代替兵器，用宣传来代替炮弹”。

为服务于这种军事目的，希特勒的极权组织架构就呈现出相应的特点。按照汉娜·阿伦特的剖析，根据其在宣传上发挥的不同功能，德国纳粹组织可被划分为同情支持者与正式成员两个范畴。由前者组成的外围组织“用一道保护墙环绕着运动成员”，这不仅能有效阻挡真正的现实对组织成员的影响，而且还可以向外部世界呈现出一副关于纳粹的貌似正常状态的样子，让外部世界不会过于尖锐地感受到“在他们的信念与正常人的信念之间、在他们的谎言与正常世界的现实之间的差别”，并以一种看起来更“正常”，亦即更不狂热且更模糊的方式在外部世界培植和召唤他们的秘密盟友。因此，对于纳粹的宣传活动来说，这样的外围组织“必不可少，其作用丝毫不逊于运动的实际成员”，而海德格尔用来宣扬末世神话的哲学正是这些外围组织卸除抵抗意志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正如宽厚的卡西尔在达沃斯论辩后才逐渐意识到的，海德格尔的哲学有着一个非常“现实”的而不是思辨的目的，即“削弱并慢慢摧毁那能抵抗现代政治神话的力量”，劝诱人们不得不接受自己被抛入的历史处境，摒弃自己基本的理论观念和伦理观念，因而“可以被用作政治领袖手中的一个驯服工具”。

相较于罗森堡直接宣扬纳粹政治理念的哲学，希特勒实际上更乐于运用诸多貌似去政治化的哲学理论来操控人心，以便于在无形中对潜在的反对势力注入思想的毒素，不知不觉地麻痹乃至彻底消解他们的反抗意志。绝不可低估末世神话消解抵抗意志的危害性，茨威格在反思纳粹崛起的历史教训时就痛心疾首地指出，“纳粹分子惯于使用卑鄙的欺骗伎俩：在时机成熟以前不会暴露自己的最终目标。纳粹分子总是小心翼翼地采用自己的手法：先小试牛刀，然后便是短时间的观望。他们总是先单独用一粒药丸，然后等候片刻，看看它是不是太厉害，看看世人的良知是不是还承受得了这种剂量……希特勒的成功之处无非是用慢慢试探、逐步升级的战术，来针对一个在道德上而后在军事上变得越来越孱弱的欧洲。纵使是消灭任何自由的言论和消灭任何有独立思想的书籍这种内心早就决定了的行动，也是按照那种事先试探的方法在德国得逞的。”因此可以说，“善者的软弱让恶者更加肆无忌惮”，“屈服恭顺的社会气氛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罪责”，而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悄然编织的末世神话，恰恰就是孕育这种病态社会氛围的重要哲学思想源泉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对于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问题，某些海德格尔的研究者在面对大量有说服力的客观证据和严谨论证时，仍然罔顾事实、避重就轻、偷换概念，甚至连篇累牍地炮制大量文本在相关问题上混淆是非、倒打一耙，而在明眼人看来，他们偏执的诡辩反倒充分证明了海德格尔的末世叙事的强大精神操控能力。这一小撮研究者或许深信，“一切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风暴中”，哲学与自由包容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只有在约阿希姆式的末世叙事所缔造的千年王国里才能孕育出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但在洛维特看来，“如果人把精神的领导权交给血缘与地缘的话，那么即便拥有最精致的文化教养，也无法免于最粗劣的品位错乱”，这些陷入哲学迷途的追随者对末世神话的美好幻想终将彻底破灭。

电影《汉娜·阿伦特》中的阿伦特（右）与海德格尔。

现实世界的哲学战争

20世纪90年代，普特南在与罗蒂展开的一场关于相对主义的哲学论辩中大胆想象了这样一个“可能世界”：纳粹获得胜利，纳粹的种族主义成为居民的常识，而平等主义的宽容却成为荒谬的疯狂。普特南想要知道，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一个人是否还有可能抵御外部的狂热，坚守自己内心的良知？依循普特南的思路，或许还可以进一步追问：在这样的智识环境下，世界哲学的主导形态是否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尼采、海德格尔和施密特的哲学是否会因其被钦定为官方哲学而获得对英美分析哲学的压倒性优势？

对上述问题固然很难给出一以概之的简要解答，但《庄子·秋水》中记载的一则故事或许可以照亮这些问题的某个维度：庄子在濮水边静静地钓鱼，楚威王派了两个大夫想邀请庄子出山为自己效力。庄子手持鱼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的时候已经有三千岁，王用锦缎将它包好放在竹匣中，珍藏在宗庙的堂上。这只神龟，它是宁可死了留一把骨头让人尊贵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两个大夫表示，神龟无疑会选择后者。于是庄子悠然回复道：“那你们就回去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

不可否认，希特勒会对他认定的官方哲学家给予极高的特权和待遇，这些待遇是魏玛共和国的哲学教授无法想象的。但要获得希特勒的青睐，则需要德国哲学家付出极高的代价阉割自己的哲学理论，以迎合纳粹抛售的种种政治神话。在洛维特看来，这种做法相当于“为了德意志帝国而对德意志精神实施的一种摘除术”，它“把德意志精神压缩成民族的东西，强迫德国人服从大政治，给他们堆起一个帝国和政权的巨型怪物，促使德意志民族牺牲古老的德性”，最终则“使作为一个思想家的民族的德意志民族声名狼藉”。

《汉娜·阿伦特》剧照。

尽管海德格尔在其就职演说上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在德国大学恢复古希腊哲学传统的伟大荣耀，但由于缺乏雅典民主的智识自由，他的雄心壮志难免沦为黄粱美梦。洛维特对此毫不留情地评论道，“即便在海德格尔的领导之下，德国的大学并没有发展出古希腊式的竞争精神，反而陷入了强制一体化之后的迟钝与贫瘠。在这种强迫统一里，优秀的人注定只能沉默，大多数人则学会讲两种语言：一种是在私人空间里的真实的语言，另一种是在公共领域里所说的虚假的语言——这种虚假的语言从四面八方将公共领域的一切组织给包围起来了。”在这种智识腐化的持续作用下，德意志帝国的哲学学院不再孕育康德式的伟大哲学智慧，而是大规模炮制和传播迎合末世神话的符号暴力。在这种符号暴力的影响下，极端主义成为当时的德国人的“一项普遍的基本特征”，他们“并不满足于现象的直接的东西”，而是热衷于“翻转表面现象”，而当时的德国哲学“与其说相信逻辑规则”，倒不如说相信“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不管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御用哲学家如何粉饰现实，“这是一个社会最为残酷恶劣的时刻。所有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来折磨人类：良心被践踏、平庸之物甚嚣尘上、真假混淆、出卖原则性、激情被贬低、道德风俗衰败、真理被压制、谎言受到鼓励”。这一切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结尾，借助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噩梦所预言的末世景象：人类在普遍感染了约阿希姆式的精神瘟疫之后，经过一段漫长的潜伏期，就会陷入彻底的疯狂。他们认为自己“聪明盖世，真理在握，坚信自己的科学论断、自己的道德信念和信仰”。但又由于罔顾事实真相，不愿意与他人展开真正理性开放的对话，他们每个人的信念都根本无法说服其他人，他们只能捶胸顿足，“看着别人就难受”，“不能认同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不明白谁是谁非”。当这种冲突和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就“怀着某种毫无意义的仇恨”，在他们各自认定的“救世主们”的领导下互相残杀，与此同时“瘟疫蔓延，越传越远”，直到“一切的一切都在毁灭”。

根据洛维特对德国虚无主义所做的细致透彻的历史考察，人们或许不得不承认，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的德国哲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恰恰矗立于约阿希姆式的末世叙事的风暴之中。对于那些真挚地热爱着德国哲学的人来说，如何将这些伟大的哲学遗产从末世神话的风暴中抢救出来，则是关乎德国哲学未来乃至整个人类文明未来的生死攸关的决断。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郝苑；编辑：李永博；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不错过每一篇精彩文章～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