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我去录像厅，旁边的女人靠过来：小弟，能送我回家吗？

1990年的夏天，空气里全是黏糊糊的汗味和煤烟味儿。

我们红星机械厂三班倒，我刚下中班，揣着两条烟换来的三十块钱，一头扎进了工人俱乐部旁边的“大世界录像厅”。

那地方，就是我们这群二十出头、荷尔蒙没处使的年轻人的圣殿。

门帘子一掀，一股混合着脚臭、烟草和廉价香薰的复杂气味就糊你一脸。

只有屏幕上，周润发穿着风衣，用假钞点烟的火光，一闪一闪地照亮前排那些晃动的后脑勺。

我摸着黑，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

屁股底下的沙发革都破了，露出黄色的海绵，一坐就陷下去一小块，还硌得慌。

但我不在乎。

电影是《喋血双雄》。

枪声，爆炸声，叶倩文的歌声，混成一锅让人血脉贲喷的粥。

我掏出“大前门”，给自己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感觉自己就是那个提着双枪的小马哥，而不是那个在车间里闻了一天机油味儿的林建国。

烟雾缭绕里，我感觉旁边有人坐下了。

一股香味飘过来。

不是录像厅里那种劣质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是一种……很淡的，像肥皂，又像洗发水的味道。

我没在意，眼睛还盯着屏幕。

李修贤和周润发在教堂里对峙，白鸽飞起，慢镜头帅得一塌糊涂。

“小弟。”

一个声音，很轻，就在我耳朵边上。

我一哆嗦，烟灰差点掉裤子上。

我扭过头。

借着屏幕上爆炸的火光，我看到一张脸。

一张女人的脸。

很白净，眼睛很大，嘴唇抿着，有点紧张。

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二十七八的样子，烫着当时流行的卷发，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

在这乌烟瘴气的地方，她干净得像一张印错了地方的画。

“有事？”我问，声音有点干。

心脏“咚咚”地跳，一半是紧张，一半是混着尼古丁的兴奋。

她往我这边又凑了凑，那股好闻的味道更浓了。

“小弟，能送我回家吗？”

我愣住了。

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

厂里老师傅天天在车间里吹牛，说录像厅里有“野鸽子”，专门钓我们这种愣头青。

可她不像。

她的眼睛里没有那种风尘气，只有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害怕和疲惫。

就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

我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屏幕上还在耍帅的周润发。

英雄，不就该救美吗？

尽管我只是个连正式工都还没转正的学徒工。

“行。”

我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扔，用脚碾灭，故作镇定地吐出这个字。

其实手心已经全是汗了。

她好像松了口气，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很浅，像水面上的波纹，一晃就没了。

录像厅里太吵，我们没再说话。

一部电影放完，中间换带子的时候，录像厅里亮了灯。

刺眼的白光下，所有肮脏和猥琐都无所遁形。

我这才看清她的样子。

她比我想象的还要清秀，只是眼角有点掩不住的倦意。

连衣裙的领口很高，袖子也长，在这闷热的夏天里，显得有点奇怪。

老板吼着嗓子喊：“下一部，《英雄本色》！连放！”

周围响起一片叫好声。

我站起来，对她说：“走吧。”

她点点头，跟在我身后。

走出录像厅，外面的热浪扑面而来。

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马路上的路灯昏黄，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

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偶尔骑着二八大杠飞驰而过的醉汉，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歌。

“我叫林建国，红星厂的。”我没话找话。

“我叫陈文婧。”她说。

“文静？这名字好听。”

她没接话，只是低着头走路。

我们沉默地走着，只听得见彼此的脚步声和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

我有点尴尬，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你……家住哪儿？”我问。

“不远，过了前面那条街就是。”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轻。

我偷偷打量她。

她走路的姿势有点怪，一步迈得比一步小，好像腿上有什么不方便。

“你经常来这里看录像？”我忍不住又问。

“不是。”她摇摇头，“今天……是第一次。”

“哦。”

我更觉得奇怪了。

一个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的女人，还穿得这么干净，怎么会一个人待到这么晚，还让一个陌生男人送她回家？

但我的脑子被酒精和英雄电影搞得有点糊涂，没想太多。

或者说，是不愿意想太多。

前面就是她说的“那条街”。

是老城区，路更窄，两边都是黑漆漆的老式居民楼，连个路灯都没有。

月光被密密麻麻的电线割成碎片，洒在坑坑洼洼的地上。

越往里走，越安静，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我感觉她的脚步更慢了。

甚至能听到她有点急促的呼吸声。

“怎么了？”我停下来问。

“没……没什么。”她摇摇头，但抓着自己胳膊的手，指节都白了。

我心里的英雄主义又开始冒头。

“别怕，有我呢。”

我说这话的时候，故意挺了挺胸膛，虽然我身上这件洗得发白的T恤衫，实在没什么英雄气概。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

有感激，有犹豫，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悲伤。

终于，我们在一栋破旧的筒子楼前停下。

楼道里黑得像个洞口，能闻到一股潮湿的霉味。

“到了。”她说。

“你家……住这儿？”

“嗯，三楼。”

我抬头看了看，三楼的窗户也是黑的。

“你家人呢？”

“他……他出差了。”她回答得很快，快得有点不自然。

我点点头，没再问。

“那我上去了，谢谢你，小弟。”

她转身就要上楼。

“等等。”我叫住她。

她回过头，一脸疑惑。

我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烟盒，抽出最后一根“大前门”，递给她。

哦不，是给自己点上。

我当时脑子抽了，完全忘了该干嘛。

我猛吸一口，让自己镇定下来。

“你一个人……上去没事吧？”

“没事。”

她说完，又补了一句，“真的谢谢你。”

然后她就消失在了黑暗的楼道里。

我听着她“噔、噔、噔”的上楼声，很慢，很沉重。

直到再也听不见了，我才转身离开。

回宿舍的路上，我心里空落落的。

脑子里全是她的样子，她的声音，还有她身上那股淡淡的香味。

陈文婧。

我一遍遍地念着这个名字。

这件事，就像往我那潭死水般的生活里扔了颗石子。

第二天上班，我魂不守舍的，操作车床的时候差点把手给卷进去。

被师傅骂了个狗血淋头。

“林建国，你小子想什么呢？魂儿被哪个勾走了？”

我嘿嘿傻笑，没敢吱声。

下了班，我又鬼使神差地走到了那条街。

在她家那栋楼下，我站了很久。

三楼的窗户紧闭着，拉着厚厚的窗帘。

什么也看不见。

我像个傻子一样，抽完了一整包烟，才垂头丧气地回了宿舍。

同宿舍的王胖子看我这样，凑过来挤眉弄眼。

“建国，有情况啊？说，看上哪个车间的姑娘了？”

“滚蛋。”

我没好气地把他推开。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中了邪。

每天下班都去那个录像厅，专门坐那个位置。

可我再也没见过她。

《英雄本色》、《喋血街头》、《监狱风云》……我都快把香港的黑帮片看吐了，她还是没出现。

我开始觉得，那天晚上，可能就是我做的一场梦。

一场带着肥皂香味的，有点危险的梦。

直到一个星期后。

那天厂里发工资，我揣着一百二十块的巨款，心里盘算着是去搓一顿，还是去买盘邓丽君的磁带。

路过菜市场的时候，我看见了她。

她提着一个菜篮子，正在跟一个卖豆腐的阿姨讨价还-价。

“阿姨，就五毛钱吧，我天天在你这儿买。”

她的声音还是那么轻柔，带着点祈求。

卖豆腐的阿姨撇撇嘴：“小陈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这年头，黄豆都涨价了，我这也没得赚啊。”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头发随便挽在脑后，露出一截白皙的脖子。

阳光下，她比在录像厅里看着更瘦，脸色也有些苍白。

我心里一动，走了过去。

“阿姨，这豆腐我都要了。”

我把菜市场当成了铜锣湾，把自己当成了陈浩南。

陈文婧和卖豆腐的阿姨都愣住了，齐刷刷地看着我。

“小弟？”她认出我来了，脸上有点惊讶，还有点尴尬。

“婧……婧姐。”我脱口而出，然后脸就红了。

我把两块钱拍在豆腐摊上，豪气干云地说：“不用找了。”

然后拎起那一大块豆腐，递到她面前。

“送你。”

她看着我，又看看豆腐，手足无措。

“这……这怎么行。”

“没事，我……我今天发工资。”我挠挠头，感觉自己傻透了。

最后，她还是收下了。

我们俩并排走在菜市场的喧闹里，谁也没说话。

气氛比上次送她回家还尴尬。

“那天……谢谢你。”还是她先开了口。

“没事，举手之劳。”我学着电影里的台词说。

她噗嗤一声笑了。

“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她一笑，眉眼弯弯的，像月牙儿。

我心跳又漏了一拍。

“你丈夫……还没出差回来？”我壮着胆子问。

她脸上的笑容瞬间就没了。

“嗯。”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

我后悔得想抽自己一嘴巴。

好好的，提这个干嘛。

“他对你好吗？”

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又问了一句。

这次，她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

“挺好的。”

她说。

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但我听出来了，那是谎话。

没有一个“挺好的”女人，会在说这话的时候，把嘴唇咬得那么紧。

从那以后，我们就算认识了。

我经常在下班后，故意绕到她家那边的菜市场。

有时候能碰到她，有时候碰不到。

碰到的时候，我就帮她拎拎东西，跟她聊几句。

我知道了她不是本地人，是嫁过来的。

知道了她以前在老家是小学的民办教师。

知道了她喜欢看书，尤其是琼瑶。

她也知道了我是厂里的学徒工，一个月累死累活就那么点钱，还都拿去看录像了。

她劝我：“别总去那种地方，对你不好。”

“那我去哪儿？”

“可以去图书馆啊，看看书。”

“看书有啥用，又不能当饭吃。”

她就不说话了，只是看着我，眼神里有点失望。

我们的关系，就这么不咸不淡地处着。

像朋友，但又比朋友多了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每天上班都有了盼头。

盼着下班能见到她，哪怕只是说几句话。

王胖子看出了我的心思，警告我：“建国，我可跟你说，那女人是结了婚的，你可别犯浑。”

“我知道，我没想干嘛。”

“没想干嘛？你天天跟个苍蝇似的围着人家转，你当她男人是死的？”

“她男人出差了。”

“出差？我看是借口吧。”王胖fenxi子一脸不信，“我跟你打赌，她男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心里一沉。

其实我也有这种预感。

但我宁愿相信她说的。

我宁愿相信，她只是一个丈夫常年不在家、有点孤独的女人。

而我，是那个恰好能给她一点点陪伴和温暖的人。

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在一个傍晚被彻底打碎了。

那天我去找她，想把我新买的《窗外》借给她看。

还没走到她家楼下，就听到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是一个男人的咆哮，和一个女人的哭泣。

声音，就是从她家那扇窗户里传出来的。

“你个！老子的钱都让你拿去贴娘家了是不是！”

“我没有！我就给我妈寄了二十块钱，她生病了！”

“还敢顶嘴！看老子不打死你！”

接着，是“啪”的一声脆响。

很响。

响得我心脏都抽搐了一下。

然后是女人的尖叫，和东西被砸碎的声音。

我当时血就冲上了头顶。

什么理智，什么后果，全忘了。

我像一头发疯的公牛，冲进了那个黑漆漆的楼道。

我一口气跑到三楼，她家的门虚掩着。

我一脚踹开门。

屋里的景象，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光着膀子，浑身酒气，正抓着陈文婧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墙上撞。

陈文婧披头散发，脸上一个鲜红的巴掌印，嘴角流着血，哭得撕心裂肺。

地上，碎了一地的碗碟。

那个男人，应该就是她那个“出差”的丈夫。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

“你他妈谁啊？”

我没说话。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

弄死他。

我冲上去，用尽全身的力气，一拳打在他脸上。

他被我打得一个踉跄，松开了陈文婧。

但他比我高，比我壮，常年干体力活的身体结实得像块石头。

他反应过来后，眼睛都红了。

“小B崽子，敢动老子！”

他一拳就朝我面门砸过来。

我躲闪不及，结结实实挨了一下。

顿时眼冒金星，鼻子一酸，血就流下来了。

疼。

的疼。

但我没退。

我不知道哪来的力气，抱住他的腰，把他撞倒在地。

我们俩就在那堆碎瓷片上滚打起来。

他用拳头砸我的背，我用胳膊肘顶他的喉咙。

没有章法，没有技巧，就是最原始的撕咬和搏斗。

陈文婧在一旁尖叫着，想上来拉架，又不敢。

“别打了！吴刚！你放开他！”

原来他叫吴刚。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名字。

我感觉自己的力气在一点点流失。

吴刚的拳头一下下地落在我身上，像锤子一样。

我的意识开始模糊。

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我听到“砰”的一声。

吴刚的动作停住了。

他闷哼一声，软软地倒在我身上。

我推开他，挣扎着坐起来。

看见陈文婧手里拿着一个暖水瓶，瓶胆已经碎了，热水和玻璃碴子流了一地。

她浑身发抖，脸色惨白，像个丢了魂的木偶。

“我……我不是故意的……”

她看着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吴刚，喃喃自语。

我爬过去，探了探吴刚的鼻息。

还有气。

就是后脑勺被砸了个口子，在流血。

我松了口气，一屁股瘫在地上。

全身都疼，像是散了架。

屋子里一片狼藉。

血腥味、酒精味、还有陈文婧的哭声，混在一起。

“我们……我们怎么办？”她六神无主地看着我。

我抹了一把脸上的血和汗，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报警。”

“不行！”她立刻尖叫起来，“不能报警！报警了……我就全完了！”

我看着她惊恐的样子，心里一软。

我知道，在1990年，家暴这种事，警察来了也就是和稀泥。

“清官难断家务事”，最后倒霉的还是女人。

“那怎么办？就这么放着？”

我们俩正说着，吴刚呻吟了一声，动了动。

看样子快醒了。

“快走！”陈文婧拉起我，“你快走！别让他看见你！”

“那你呢？”

“我没事，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的。”

她把我往门外推，力气大得惊人。

我看着她脸上的伤，看着她眼里的恐惧，怎么可能放心走。

“我不走！”

“你快走啊！”她急得快哭了，“算我求你了，林建国，你走吧！你斗不过他的！”

就在这时，楼道里传来了邻居的骂声。

“吵什么吵！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有手电筒的光照了进来。

陈文婧脸色一变，猛地把门关上。

她把我推到卧室里，压低声音说：“你从窗户走！快！”

我看了看窗外。

三楼。

下面是水泥地。

跳下去，不死也得残废。

“不行，太高了。”

“旁边有根水管，你可以顺着爬下去！”

她指着窗外一根锈迹斑斑的铸铁下水管。

我犹豫了。

客厅里，吴刚已经开始骂骂咧咧地想爬起来了。

“林建国，你听我说。”陈文婧抓住我的胳膊，眼睛死死地盯着我，“今天的事，谢谢你。但是，你必须走。你还年轻，你不能把自己的前途搭进来。”

“那你怎么办？”我的声音都在抖。

“我有我的办法。”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你是个好人。快走。”

她不容我再分说，帮我打开窗户。

外面的冷风灌进来，让我打了个哆嗦。

我咬咬牙，翻身爬了出去，双手紧紧抓住冰冷粗糙的水管。

回头看她。

她站在窗边，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她对我做了一个口型。

“保重。”

我点了点头，开始笨拙地往下爬。

手心被铁锈磨破了，火辣辣地疼。

我不敢往下看，只能死死地盯着墙面。

耳朵里，是吴刚在屋里砸东西和咆哮的声音。

还有陈文婧压抑的哭声。

我的心，像被一只手揪着，疼得喘不过气。

等我终于爬到地上，腿一软，直接跪在了地上。

我抬头看。

三楼的窗户，灯亮了。

一个人影，被另一个高大的人影，狠狠地推搡着，消失在窗帘后面。

我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

无力。

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淹没了我。

我不是周润发，也不是李修贤。

我只是个学徒工林建国。

我救不了她。

我拖着一身的伤，一瘸一拐地逃离了那个地方。

像一条丧家之犬。

回到宿舍，王胖子看到我这副鬼样子，吓了一跳。

“建国！你这是怎么了？跟人干仗了？”

我没理他，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那一晚，我没睡着。

眼前反反复复，都是陈文婧流血的嘴角，和她最后那个含着泪的眼神。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和一脸的伤，去上班了。

师傅看见我，又是一顿臭骂。

“林建国，你小子是不是活腻了？天天给我惹事！”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车床的轰鸣声，也盖不住我心里的噪音。

一连好几天，我都像个行尸走肉。

我不敢再去找她。

我怕。

我怕看到她伤得更重。

更怕看到她看我时，那种失望和认命的眼神。

王胖子看我实在不对劲，下班后拉着我，灌了我两瓶啤酒。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为了那个女人？”

借着酒劲，我把那天晚上的事，都跟他说了。

王胖子听完，半天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抽烟。

“建国，这事……你管不了。”他最后说，“那是人家的家事，你一个外人，掺和进去，讨不到好的。”

“可他打她！”我吼道。

“打老婆的男人多了去了！”王胖子把烟头狠狠地按在桌上，“这世道就是这样！你逞英雄？你拿什么逞？你连个正式工都不是！人家两口子回头一和好，你就是那个里外不是人的傻B！”

他的话，像一把刀子，句句都扎在我心上。

是啊。

我拿什么去管？

我连自己都顾不好。

那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

吐得一塌糊涂。

我以为，这件事就会这么过去。

我会慢慢忘了她，忘了那个晚上。

我会继续做我的学徒工，转正，然后像厂里其他人一样，娶一个不好看但能过日子的老婆，生个孩子，一辈子就这么耗在机油和铁屑里。

但是，我错了。

大概又过了一个星期。

那天我下班，在厂门口的传达室，收发室大爷叫住我。

“林建国，有你的信。”

我愣住了。

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爹妈都不识字，谁会给我写信？

我接过信封。

上面没有寄信人地址。

只有我的名字，“红星机械厂，林建国（收）”。

字迹很娟秀。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陈文婧的字。

我曾经在她看的一本琼瑶小说上，见过她写的批注。

我的手开始发抖。

我躲到厂区一个没人的角落，撕开信封。

信纸很薄，带着和她身上一样的，淡淡的肥皂香味。

信上的内容不长。

“建国：

见字如面。

请原谅我用这种方式联系你。

那天的事，谢谢你，也对不起你，让你受了伤。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我的命。忍一忍，就过去了。

但是你让我知道，不是的。

人，不应该这么活着。

我要走了。

回我老家去。

这个地方，我不想再待下去了。

吴刚，我也已经想好了，回去就跟他办离婚。

我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但总不会比现在更糟了。

你是个好人，是个勇敢的人。

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的生活。

你要好好的。

祝你，前程似锦。

陈文婧

1990年8月12日”

信的最后，还夹着一张十块钱。

崭新的，带着折痕。

我拿着那封信，还有那十块钱，蹲在地上，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一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哭得像个傻子。

我不知道自己是高兴，还是难过。

她走了。

她终于有勇气离开那个地狱了。

我应该为她高兴。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们之间，还没来得及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那十块钱，烫得我手心发疼。

我把钱小心翼翼地收起来，把信叠好，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从那天起，我好像变了一个人。

我不再去录像厅了。

我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了书。

技术书，文学书，什么都看。

我开始拼命地学技术，加班加点地干活。

师傅都说我像换了个人。

“林建国，你小子总算开窍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憋着一股劲。

陈文婧在信里说，我是个勇敢的人。

我不能让她失望。

我也要像她一样，努力去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

转眼，秋天就到了。

厂里效益不好，开始裁员。

人心惶惶。

我因为技术好，肯吃苦，第一批转了正。

拿到正式工合同的那天，我请王胖子去下了个馆子。

我们俩喝了很多酒。

王胖子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好样的！我就知道你小子行！”

我笑了笑，喝干了杯里的酒。

辣。

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我拿出那封被我翻看了无数遍的信。

“胖子，你说，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王胖子沉默了一会儿。

“应该……挺好的吧。离开那个王八蛋，怎么着都比以前强。”

“你说，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世界这么大，谁说得准呢？”

是啊，谁说得准呢。

后来，我听说吴刚因为在外面跟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被人打断了腿。

厂里也把他开除了。

他住的那栋筒子楼，后来也拆了，盖起了新的商品房。

关于陈文婧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好多年就过去了。

我也离开了红星厂，南下闯荡。

开过机床，摆过地摊，进过外企，也自己创过业。

吃了很多苦，也见识了很多事。

我结了婚，又离了婚。

身边的人来了又走。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1990年的那个夏天。

想起那个闷热的录像厅，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女人，和她那句轻声的“小弟，能送我回家吗？”。

她就像我青春里的一道光。

虽然微弱，却足以照亮我后来很长的一段路。

那封信，我一直留着。

搬了无数次家，扔了很多东西，但这封信，我从没扔过。

信纸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了。

但每次看到它，我都能闻到那股淡淡的肥皂香味。

那是我记忆里，最干净，也最勇敢的味道。

几年前，我因为一个项目，回了一趟老家。

城市变化很大，几乎认不出来了。

红星厂早已经倒闭，厂房被改造成了一个艺术区。

那个“大世界录像厅”，也早就没了踪影，变成了一家装修精致的咖啡馆。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进去。

咖啡馆里放着舒缓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咖啡豆的香气。

和当年那股混杂着烟臭和脚臭的味道，天差地别。

我点了一杯最贵的咖啡，坐在靠窗的位置。

看着窗外车水马龙，高楼林立。

我忽然觉得，我和这个时代，都有点老了。

一个服务员走过来，给我续水。

是个很年轻的女孩，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我们店吗？”

“不是。”我摇摇头，“很多年前，我来过这里。”

“哦？”女孩很好奇，“那时候我们店还没开呢。”

“嗯，那时候，这里还不是咖啡馆。”

“那是什么？”

“是个录像厅。”

我说。

女孩笑了：“录像厅？好古老的名词啊。我只在电影里见过。”

我没再说话，只是笑了笑。

是啊。

古老了。

我和我的那个时代，都成了电影里的背景。

那些热血、冲动、奋不顾身的夜晚，那些枪战、英雄和白鸽，都随着录像带的转动，永远地留在了过去。

喝完咖啡，我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我看到咖啡馆的墙上，挂着一些老照片。

都是这座城市以前的样子。

黑白的，泛黄的。

我一张张地看过去。

忽然，我的目光停在了一张照片上。

那是一所小学的旧照片。

一群孩子，围着一个年轻的女老师。

那个女老师，穿着朴素的衬衫，梳着两条辫子，笑得很温柔。

照片的下面，有一行小字。

“1985年，城南希望小学，支教老师陈文婧与她的学生们。”

陈文婧。

我看着照片上那个年轻的、笑容灿烂的她。

和我在录像厅里见到的那个满眼疲惫的她，判若两人。

原来，她也曾那样无忧无虑地笑过。

原来，她也曾有过那样的梦想和热情。

我站在照片前，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咖啡馆快要打烊了，那个年轻的服务员过来提醒我。

“先生，我们要关门了。”

“哦，好。”

我回过神来。

“请问……这照片，能卖给我吗？”我指着那张照片，问。

女孩愣了一下，然后笑着摇摇头。

“不好意思先生，这是我们老板的私人收藏，不卖的。”

我有点失望。

“那……能麻烦你帮我问问你老板，这照片是从哪儿来的吗？”

女孩看我一脸认真，便点点头，进去问了。

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

“先生，我们老板说，这是他一个朋友送的。他那个朋友，以前是摄影记者，拍了很多老照片。”

“他那个朋友，你老板能联系上吗？”我急切地问。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我留下了我的名片。

“如果可以的话，请务-必让你老板帮我问一下。拜托了。”

女孩收下名片，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执着。

或许，我只是想知道，她后来，到底过得好不好。

离开咖啡馆，我没有回酒店。

我开着车，在夜晚的城市里漫无目的地转。

最后，我把车停在了当年她住的那个地方。

那栋破旧的筒子楼早就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高档小区。

灯火通明，和我记忆里的那片黑暗，格格不入。

我坐在车里，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

烟雾里，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的女人，站在黑暗的楼道口，对我说：“谢谢你，小弟。”

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个陌生的本地号码。

我犹豫了一下，接了起来。

“喂，请问是林建国先生吗？”

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斯文。

“我是。”

“您好，我是‘时光’咖啡馆的老板。我的店员说，您对店里的一张老照片很感兴趣？”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是的，非常感兴趣。”

“不瞒您说，那张照片里的老师，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姐。”

“表姐？”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她叫陈文婧。”

我握着手机的手，因为用力，指节都发白了。

“那她……她现在在哪里？她过得好吗？”我一连串地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她……已经不在了。”

轰的一声。

我感觉我的世界，塌了。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我的声音在发抖。

“她十年前就去世了。因为癌症。”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又干又疼。

“她离婚后，就回了老家，一直没有再嫁人。她重新当了老师，就在那所希望小学，教了一辈子书。她很受学生们的爱戴。”

“她……走的时候，痛苦吗？”我艰难地问。

“很平静。”老板说，“我去看过她最后一次。她跟我说，她这辈子，虽然辛苦，但没白活。她说，她要谢谢一个很多年前，在录像厅里送她回家的年轻人。是那个年轻人，让她有勇气，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像决了堤的洪水。

我把头埋在方向盘上，放声大哭。

原来，她一直都记得我。

原来，我当年那个微不足道的、甚至有点可笑的“英雄行为”，真的改变了她的一生。

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

“林先生，您还在听吗？”

“在。”我擦干眼泪，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点。

“我表姐留下了一些遗物，其中有一本日记。我整理的时候，看到里面提到了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

“我想见您。”我打断了他。

我们约在第二天见面，还是在那个咖啡馆。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戴着眼镜，很儒雅。

他把一个陈旧的笔记本，递给了我。

“这就是我表姐的日记。”

我颤抖着手，接过来。

日记本的封皮已经磨损了，但很干净。

我翻开第一页。

娟秀的字迹，扑面而来。

大部分，都是她教书的日常，和对生活的感悟。

我一页一页地翻，终于找到了关于我的那几页。

“1990年7月28日，晴。

今天，我实在受不了家里的压抑，偷偷跑了出去。我去了那个他们都说很乱的录像厅。我只是想找个地方，能让我喘口气。我看到了他。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抽着烟，眼神里有种不属于他那个年纪的落寞。他送我回家，我能感觉到他的善良和紧张。他叫林建国。”

“1990年8月5日，阴。

他又来找我了。在菜市场。他买下了我没钱买的豆腐，脸红得像个苹果。他很可爱。他问我，他好不好。我说，挺好的。我说谎了。吴刚昨天又喝多了，打了我。我不敢告诉他。”

“1990年8月10日，雨。

他为了我，和吴刚打了一架。他受伤了。我把他从窗户推下去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恨自己的无能。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

“1990年8月12日，晴。

我走了。给他留了一封信。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收到。林建国，谢谢你。是你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光的。”

日记的最后一页，写于她去世前不久。

“……如果能再见到那个叫林建国的年轻人，我想亲口对他说一声谢谢。也想告诉他，他当年拼了命保护的那个女人，后来，活得很好，很勇敢。”

我合上日记本，泪流满面。

老板递给我一张纸巾。

“我表姐说，她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认识了你。”

我抬起头，看着他。

“能……能带我去看看她吗？”

他点了点头。

她的墓地，在城郊的一片山坡上。

很安静，可以看见山下那所她教了一辈子书的小学。

墓碑上，是她年轻时的照片。

就是我在咖啡馆里看到的那一张。

她笑得那么温柔，那么灿烂。

我把一束白色的雏菊，放在她的墓前。

“婧姐，我来看你了。”

我蹲下来，轻轻地抚摸着照片上她的脸。

“对不起，我来晚了。”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我只是你生命里的一个过客。我不知道，我对你那么重要。”

“你也是。你对我，也很重要。”

“你让我知道，一个普通人，哪怕再渺小，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发光，去温暖别人。”

“谢谢你，陈文婧。”

我在她的墓前，坐了很久。

跟她讲我这些年的经历，讲我的成功和失败，讲我的快乐和悲伤。

就像在跟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聊天。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才起身离开。

下山的路上，我回头望去。

她的墓碑，在夕阳的余晖里，像一个安静的剪影。

我忽然觉得，她没有离开。

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了我的心里。

活在了那些被她教过的孩子的心里。

活在了这个，她曾经深爱过，也曾被深深伤害过的世界里。

回到车上，我拿出那封早已泛黄的信，和那张珍藏了多年的十块钱。

我把它们，和那本日记，放在了一起。

然后，我发动了汽车。

车窗外，城市的霓虹，一盏盏地亮了起来。

我知道，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

但有些东西，是永远不会过去的。

比如，那个闷热的夏夜。

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女人。

一句“小弟，能送我回家吗？”。

一段，关于勇敢和救赎的记忆。

它会永远，刻在我的生命里。

像一座灯塔。

指引着我，在后来漫长而复杂的人生里，永远不要忘记，要做一个，善良而勇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