揪出“最忙五人组”背后“默许者”，问责不能止于基层丨中听

评论员 赵冰

“张吉惟、林国瑞、林玟书、林雅南、江奕云”——这五个出自“中国普通人名大全”的名字，近期因频繁现身多地项目评审、行政处罚、公益资助等公告，被网友调侃为“全网最忙五人组”。从湖北竹溪县数千万元采购项目的评审专家，到辽宁抚顺的行政处罚对象，再到杭州师范大学公益项目的受助者，虚假名单跨地域、跨领域蔓延，暴露出的绝非简单的“工作失误”，而是基层治理中“领导默许+流程造假”的深层弊病。

事发后，涉事单位的通报口径高度相似：或归咎于代理公司工作人员“上传出错”，或解释为基层人员“未认真执行工作规范”，最终处理很可能停留在对直接填表人、上传者的问责。这种“问责向下”的处理模式，看似快速回应了舆情，实则是典型的“甩锅式治理”。基层人员固然有敷衍履职之责，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为何“查无此人”的评审组能通过多层审核？为何公益项目验收只需凑够纸面人数？为何虚假名单能在多地、多领域畅通无阻？答案直指那些对造假流程视而不见、甚至暗中默许的上级管理者。

在基层治理的压力型体制下，“纸面合规”往往比“实质有效”更受青睐。上级部门层层下压任务，却未给予相应的资源支持与科学指导，只以“材料齐全”“流程规范”作为考核标准。基层人员深知，只要名单格式达标、程序看似完备，便能顺利通过审核，而这种“心照不宣”的造假操作，早已得到上级的默许甚至暗示。正如2024年广东雷州市河长制落实的典型案例所示：当年1月省河长办暗访发现，雷州市下江河雷城街道段存在水体黑臭、垃圾漂浮、污水直排等突出问题，湛江市、雷州市多次通报督办，但问题始终未彻底整改。事实上，雷城街道办早在2023年就已向上级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书面反映河道污染隐患及整治诉求，却因上级部门监管执法不到位、跟踪检查流于形式，未给予任何实质性支持——街道既无河道执法权，也未获得专项整治经费，根本不具备彻底整改能力，最终反而因整改不力被全市通报批评，街道级河长还被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这种“上级督办不落地、基层诉求无回应、出事基层担全责”的责任失衡，使得基层不得不选择“走捷径”，而真正的责任主体却逍遥法外。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造假本质是基层“反向避责”的极端表现。当“干得越多，错得越多”成为基层共识，当踏实干事者可能因微小疏漏被问责，而“躺平者”反而能全身而退，部分基层便会选择以造假应付考核、规避风险。杭州师范大学的公益项目虽实际开展了支教活动，却因未统计真实受益名单而编造网络名录，背后正是“重痕迹、轻实效”的考核导向在作祟。而竹溪县中标企业“从业人员1人、营业收入0却资产超21亿元”的荒诞声明，更凸显了审核流程的形同虚设——若上级真正履行监管职责，如此明显的漏洞岂能视而不见？

整治此类乱象，核心是打破“问责止于基层”的怪圈，揪出幕后默许造假的关键责任人。要依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健全权责对等的问责链条，明确上级在审核把关、政策指导中的主体责任，杜绝“一出事就甩锅基层”的懒政思维，让默许造假、监管失职的管理者付出应有代价。要从根源上优化考核评价体系，摒弃“唯材料论”“唯流程论”，以实际成效和群众满意度为核心评判标准，让基层摆脱“填表应付”的内耗，有精力办实事、求实效。更要强化流程透明化与公众监督，建立关键环节可追溯机制和快速举报响应通道，让造假行为无处遁形，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最忙五人组”的闹剧，是对制度严肃性与政府公信力的公然侵蚀。若不深挖背后的默许者与推动者，不打破“上级默许、基层造假、出事背锅”的恶性循环，仅处理几个填表人员，只会让造假换一批人继续上演。唯有坚持权责一致、精准问责，既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失职之责，更严查上级管理者的默许之过，才能从根源上遏制造假乱象，才能让“五人组”彻底消失，好好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