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鸿禨反腐的教训

来源：豆瓣 作者：李东阳

1898年戊戌变法高潮时，三个广东人许应骙、张荫桓、康有为在京城搅起了满城风雨，吊诡的是，张荫桓和许、康两人都交情极深，但许应骙和康有为却不幸成为死对头。清末民国以来，康梁“维新派”形象深入人心，凡与康梁意见不同者，多被简单地定位为“保守顽固”，其实并不尽然。许应骙就是被误解的例子之一。

　　许应骙1850年中进士、点翰林，任京官近50年，资历极深，官阶最高（从一品的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康有为1895年才中进士，此时以工部主事（六品）充总理衙门章京（秘书），算是许应骙的低级下属。康有为若要顺利推动变法，应该取得同乡京官领袖许应骙的支持才是正道。可惜，历史开了个大玩笑。

　　清末民国以来，康梁“维新派”形象深入人心，凡与康梁意见不同者，多被简单地定位为“保守顽固”，其实并不尽然。荣禄、许应骙就是被误解的例子。其实荣、许两人都赞同有限度的改革，荣禄着力于西法练兵，许应骙支持建铁路、开银行。1895年，许应骙堂弟许应锵提议吸引侨资修筑铁路，许应骙为之在京师多方奔走，将堂弟介绍给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见《翁同龢日记》）；1896年，许应骙、张荫桓支持容闳的建议，联名奏请“在北京开创皇家总银行，而分支于通商各口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 中国通商银行》）。这两个计划，最终都在竞争中输给盛宣怀而搁浅，但至少证明：许应骙思想尚属开通，愿意引进新的设施和制度，对改革并无成见。戊戌时期的冲突，一方面是观念之争，更重要的还是权力之争，甚至还夹杂着私人恩怨。

　　与康有为结怨

　　许、康结怨的最初起因比较难以确定，可能与康有为在广东参与的讼案有关。许应骙《明白回奏折》称：“盖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据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所述，“屡次构讼”似乎指因老家南海的“同人团练局”事，与回籍知府张乔芬之间的冲突。光绪十九年，康联合乡绅攻击负责局务的张乔芬，迫其交出管理权，由康氏大弟子陈千秋管理，由此结怨；张乔芬托御史余联沅弹劾康有为，康有为又托御史王鹏运弹劾张乔芬，后来又牵连到“庇护”张乔芬的两广总督谭锺麟。据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的研究，康有为自称同人局是他叔祖所创办，并不可信，所谓“夺回”管理权也就毫无根据；张乔芬不服，进行反击很正常。若许应骙与张乔芬、余联沅、谭锺麟中任何一人有交情，对康有为有“先入为主”的恶感也很自然。

　　戊戌年九月《申报》在回顾“保国会逆迹”时说，该年三月二十七日康梁联合李盛铎等在京师粤东会馆新馆开会，人数众多，同乡京官尚书许应骙、侍郎杨颐认为他们“惑众敛钱，行为不正，严加斥逐，不准再开”。这是见诸第三方记载的第一次冲突。按当时惯例，会馆事务由同乡京官职位最高者负责，许应骙、杨颐有权作这个决定。按大清律例，结社集会，“悬为厉禁”，许应骙的决定是为全体同乡利益考虑，无可厚非。此事之起，可以说许应骙只是谨慎从事而已，并无什么过错。许应骙若因为有先入之见而禁止康氏再次在会馆集会，也只是有点小气而已。

　　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蒙光绪帝召见，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当时官制，官员的本份职务称为“缺”，但可同时兼“差”。许应骙本“缺”是礼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康有为本“缺”是工部主事，兼总理衙门章京（秘书），也即在兼差职务上成为许应骙下属。按许应骙在后来的“明白回奏”奏折猜测，康有为担心被许应骙这个上司所钳制，图谋将许氏逐出总理衙门，指使宋伯鲁、杨深秀弹劾许应骙。

　　两度被参终革职

　　五月初二日，宋伯鲁、杨深秀联名奏参许应骙，“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贻笑邻使请立赐降斥”，攻击许应骙“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之如仇”。光绪帝此时正雷厉风行，决定杀一儆百，要求许应骙就被参各节“明白回奏”。据《张荫桓日记》，早朝时军机大臣廖寿恒再三请求光绪皇帝收回成命，未果；许应骙当天刚好去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谢恩，往返六十里，接到消息，又要马上起草奏折，十分狼狈。

　　五月初四日，许应骙递上奏折，逐项回击宋伯鲁、杨深秀的攻击。按茅海建的研究，许的回奏“——自我摆脱了罪名，标明了赞同新政的态度；反过来指摘康有为的品德，要求光绪帝驱逐之。若按当时的官规，光绪帝也应当对康有为进行追究”（《从甲午到戊戌》）。但光绪帝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肯定许应骙“并无阻挠等情”，结果是“即着毋庸置议。”第一场交锋双方打平。

　　五月二十日，御史文悌参劾康氏兄弟和宋、杨四人，提请光绪帝按许应骙要求将康有为驱逐，指康有为“置我大清国于度外”，杨深秀“竟告奴才以万不敢出口之言”。据学者黄彰健的解读，此折实际上是揭露了康、杨两人“保中国不保大清”的真实想法。光绪帝此时完全偏袒康党，下令将文悌罢斥。第二场交锋，反康一方损兵折将。政变后杨深秀被杀，恐怕与此大有关系。平心而论，康有为、杨深秀当的是大清的官员，却有“不保大清”的想法，按当时标准可以说形同叛逆。

　　七月五日，康党成员、礼部主事王照请求礼部堂官代奏，请太后、皇帝赴日本游历，王照事后的解释，这个举动的目的是提醒光绪帝奉太后为改革领袖，“以名誉归太后”，但却引起了政坛大地震。当时礼部满尚书怀塔布不太管事，主要负责的是汉尚书许应骙。许应骙自甲午战后，主张“联俄拒日”（见《清季外交史料》第1949页），对此等“联日”主张没有好感；另一方面，李鸿章在马关谈判时被日本浪人枪击，恐怕也让许应骙担心代奏的风险：万一帝后在日本出什么事，责任太大（此为吾友叶嘉良首创的观点，不敢掠美）。许应骙拒绝代奏，激怒了王照。王照援引光绪帝此前要求“仕民有上书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的上谕，“咆哮堂署”。许应骙不得已代呈王照原折，同时以礼部六堂官（2个尚书、4个侍郎）名义参劾王照。

　　第三场交锋的结果是：礼部六堂官全体革职，光绪帝下旨称赞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升为“四品京堂候补。”王照“一折参倒六堂官”，在清代史上是仅有的一例。　　

参与“东南互保”

　　戊戌政变八月发生，到九月份，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奏请让许应骙复职，带有“平反冤假错案”的含意。九月十一日，慈禧下旨：“闽浙总督着许应骙补授”。慈禧对许应骙恩宠有加，不仅赏假扫墓，还赏还在紫禁城、西苑门内骑马的荣誉。许应骙从“清水衙门”的礼部尚书转任封疆大吏，在“垂垂老矣”的年龄，开始了其一生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

　　1900年春夏之交，义和团席卷京畿地区，列强派兵以保护侨民、教士为名从天津进军北京，后又强占大沽炮台，慈禧被迫应战。长江流域的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等出于保护国家元气的考虑，毅然不顾中央政府的作战动员令，与列强接洽“局部和平”，这就是有名的“东南互保”。我国史学界对“东南互保”的评价，随着时代的急剧变迁，经历了“投降卖国”到“保境安民”的变化，似乎坐实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俏皮话。暂且不去管它评价如何，事实上长江流域各省最终并没有跟列强签订书面的“互保协定”，只是由盛宣怀、上海道余联沅向领事团提交一份“条款”，领事团对个别条款有所保留，总体上加以默认。唯一跟列强正式签订互保协定的，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至此，许应骙头上戴了很久的“顽固保守”帽子可以摘下了，但最怕又换了一顶，叫“投降卖国”。

　　许应骙在此危急时刻对福建事务的处置，其实是担了很大风险的。该年六月初十日，许应骙与福州将军善联致函各国领事，邀请他们商议订约，并附上约稿。十八日，许应骙、善联率领福建有关官员，在广东会馆与各领事开会，达成《福建互保协定》八条：一、福建仿照两江等省先例，议立保约；二、中国自愿保护各国商教人民生命财产；三、倘有匪徒造谣，中国自认拿办；四、不论北方如何变乱，福建均守约办理；五、各国不派兵船进口；六、所议各条，各国报请其外交部备案；七、约款以华文、法文书写；八、约款字义以华文为准。

　　日本虽然参与订约，但在甲午战后占领了台湾，对海峡对岸的福建也虎视眈眈，此时决定趁乱对厦门进行军事占领。七月三十日，日方制造了东本愿寺火灾，却嫁祸于中方，派兵在厦门登陆。负责处理的道台延年在许应骙指导下，当机立断，提请美、英外交官出面干预，各国领事都同声谴责日方行径，要求退兵。延年还立即致电李鸿章、盛宣怀，向日本外务省施加压力，并请求订约各国派出军舰前来厦门，对日方实施威慑。经过紧张交涉，日方被迫撤换领事，撤退军队。《福建互保协定》对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发挥了关键作用。复旦大学研究生秦岭在其硕士论文《日军登陆厦门事件与东南互保》中指出：“福建保约的促成，时任闽浙总督的许应骙在其中居功至伟。其人在当时颇有远见，了解世局并能积极谋划应对之策。”

福建新政的“蝴蝶效应”

　　许应骙到福建上任后不久，即提交了筹办农工商务计划的奏折，并在下一年奏请将闽省水陆各军“改练洋操”、增设炮队、在厦门设立保商局维护华侨权益。由于局势动荡，当时沿海沿江各省都十分重视创建新军，派员到日本学习军事，许应骙也顺应了这一潮流。福建省派出到日本学习军事的人员中，不免“夹带私货”，有许应骙的侄孙许崇仪、许崇智两兄弟。许崇智因为这层裙带关系，年纪轻轻就在福建军界颇著声威。武昌起义枪声一响，许崇智率部反正，被推为福建民军总司令。许崇智凭借着在福建多年经营的根基，后来率领粤军驻扎闽南保存实力，在孙中山驱逐陈炯明一役中立下汗马功劳；蒋介石巧妙利用许崇智夺取了粤军领导权，一步登天，成为最高领袖，改变了“中国之命运”。慈禧太后1898年的一项有点偶然性的任命，通过一系列环节，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20-40年代的政治生态，真有点“蝴蝶效应”的味道。

　　人物档案

　　许应骙（1831-1903），字昌德，号筠庵，祖籍广东澄海，祖上于清中期落籍为番禺人，是高第街许地“广州第一家族”的代表性人物。1850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福建乡试正考官、甘肃学政、兵部左侍郎、仓场侍郎、左都御史、礼部尚书。1898年因与康有为派系发生激烈冲突被罢职，政变后任闽浙总督，参与“东南互保”，主持福建新政。1903年解职回籍，不久病故。高第街不仅诞生了许应骙、许崇智、许广平等著名人物，1980年开设的小商品市场也成为广州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