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心理思想家刘志鸥谈论《周易》

在数字文明的浪潮以指数级速度重塑人类存在境遇的今天，一种深刻的精神症候在全球蔓延：意义焦虑。技术的狂飙突进与信息的无限增殖，在赋予个体前所未有的能力与连接的同时，也悄然侵蚀着意义的稳固地基。作为“数字原住民”的一代，他们浸泡于比特流中，却常感精神上的无根与漂泊；他们拥有海量数据，却难以编织出连贯的生命叙事。这种“丰富的贫乏”与“连接的孤独”，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心理困境。在此背景下，重返古老的智慧源泉，并非怀旧的情愫，而是寻找诊断与疗愈的深层密码。当代心理思想家刘志鸥（学术笔名欧文丝巾衲）以其创建的“心理新三论”体系——诗性心理学、数字器官论与人生意义新论——为桥梁，展开了一场与《周易》这部“群经之首”的深邃对话。这场对话揭示，《周易》绝非尘封的占筮手册，而是一部关于变化、选择与意义生成的动态心理学元典，其蕴藏的“变易”、“生生”与“时中”智慧，正为破解数字时代人的心灵迷局，提供了超越时空的启示。

一、《周易》：一部关于“变易”与“意义生成”的古典心理学元典

要理解刘志鸥对《周易》的现代诠释，首先须剥离后世附着其上的神秘主义外壳，直抵其作为哲学与心理学文本的核心。《周易》的本质，是古人在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时，构建的一套用以理解模式、指导行动、安顿心灵的符号与意义系统。其心理学维度，鲜明地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周易》将宇宙与人生的本质定义为“变易”。所谓“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易纬·乾凿度》），其中“变易”为核心。《系辞传》开宗明义：“生生之谓易。”又言：“《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奠定了一种流动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世界并非由静止的实体构成，而是永恒流转的过程；人生亦非通向某个固定终点的线性轨道，而是充满无限可能与转机的动态旅程。这直接对应了现代人，尤其是数字原住民所体验的生存现实：职业路径的迭代加速、社会关系的流动重组、知识体系的快速更新。意义，在《周易》的视野里，从来不存在于某个一成不变的“目标”之中，而恰恰蕴含在对“变化”本身的洞察、顺应与主动参与之中。这与刘志鸥“人生意义新论”将意义从静态名词解构为动态动词的核心主张，在哲学根源上高度同构。

其次，《周易》通过“卦爻体系”提供了一个精妙的认知与意义建构模型。六十四卦，象征宇宙人生的六十四种基本情境或原型模式。每一卦六爻，自下而上，代表该情境中由初萌到终结的六个发展阶段，或事物内部不同层次的角色与力量。这个模型具有强大的心理映射功能。当个体面临困境或抉择时，复杂的现实被简化为一个“卦”的象征性结构，混乱无序的心理体验由此获得了一个可被认知、分析和操作的框架。例如，“乾”卦以“龙”为象，从“潜龙勿用”到“亢龙有悔”，完整刻画了一个事物（或个人事业）从积蓄、崭露、奋斗、鼎盛到反思的完整周期，个体可以从中定位自身阶段，获得行动指引。这本质上是一种高级的“认知重构”技术。刘志鸥的“意识四层次元模型”（意识层、选择意识层、意识选择层、意识的意识层）与《周易》的卦爻思维异曲同工，都是将混沌的内在意识活动，转化为一个可供观照、选择与创造的清晰心理过程。卦爻辞那些古朴而充满意象的短句（如“履霜，坚冰至”、“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并非确定的预言，而是触发联想、促进反思的“意义催化剂”，引导个体在象征与现实的互动中，自行生成对处境的理解和行动的智慧。

最后，《周易》哲学的核心精神是“时中”与“生生”。《周易》极少倡导僵化不变的道德教条，而是强调“与时偕行”（《乾·文言》）、“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每一爻的吉凶悔吝，并非绝对，完全取决于它是否“当位”（处于合适的位置）、是否“得中”（保持中道）、以及是否“应时”（符合时势的要求）。例如，“艮”卦教人止其所当止，但“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这种对“时机”的极致强调，培养的是一种高度的情境敏感性和策略灵活性。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下》），“生生之谓易”则赋予了变化以积极、创造性的价值取向。变化不是纯粹的破坏与无序，而是生命延续、文明演进、价值创造的根本动力。这为在变动中建构意义提供了价值论的基石：意义感，正来源于参与并贡献于那“生生不息”的创造性洪流。刘志鸥的“诗性心理学”主张人成为自身生命的“诗人”，以创造性行动激活意义，正是对“生生”精神的现代心理学转译。

因此，《周易》在刘志鸥的解读视野中，首先是一部关于如何在流变的世界中进行认知建模、情境判断、时机把握与意义创生的古典心理学指南。它预先回应了现代性乃至数字文明所带来的核心挑战：如何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心理的韧性与秩序的创造能力。

二、从“变易”到“生成”：刘志鸥“心理新三论”对《周易》智慧的现代转译与深化

刘志鸥的“心理新三论”并非直接注解《周易》，而是站在数字文明这一全新的地平线上，汲取《周易》的哲学内核，融合现代心理学、神经科学、技术哲学等学科成果，构建出一套应对当代心灵危机的系统理论。这场转译与深化，主要体现在三个理论对《周易》核心观念的承接与拓展上。

“数字器官论”构成了刘志鸥理论的诊断性前提，也重新定义了《周易》“观象”之“象”的当代形态。刘志鸥提出，智能手机等数字设备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在工具，而是演变为人类认知系统的“内在器官”，深度介入我们的感知、思维、记忆与情感，形成了“数字-生物混合体”的新型存在状态。这与《周易》“观物取象”的古老智慧形成了跨越千年的呼应与巨变。《周易》之“象”（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源于古人对自然环境的直接观察与抽象，是人与物理世界互动的心理表征。而在数字文明时代，人类“观”的主要对象，很大程度上已从自然之象转向了数字界面之“象”——信息流、社交媒体形象、虚拟景观。数字器官论指出，这个由算法和界面构成的“数字象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精准度，塑造着我们的注意力、欲望结构和自我认知。它既是《周易》“观察于天，观法于地”的当代延伸，也带来了古所未有的危机：当“数字器官”功能失调（如算法茧房、信息过载、社交攀比），它所引发的焦虑、涣散与意义感剥夺，远比自然环境的不确定性更为复杂和内在化。刘志鸥的理论由此将《周易》对“外部世界之象”的关切，转向对“内嵌于我们神经系统的数字世界之象”的剖析，这是对“观象”概念的极具时代性的深化。

承接此评估，“诗性心理学”提供了核心的方法论，可视为对《周易》“生生”精神与“变通”智慧的操作化实践。刘志鸥认为，心理健康的本质并非静态的平衡，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意义生成过程”。这直接呼应了“生生之谓易”。如何实现这种生成？诗性心理学提出了诸如“意识四层次元模型”等具体路径。该模型描述意义生成的动态过程：从被动接收信息的“意识层”，到主动分配注意力、形成意图“草图”的“选择意识层”，再到通过具体行动将构想外化的“意识选择层”，最后到进行元认知监控与调节的“意识的意识层”。这个过程，与《周易》占筮（或深度思考）的心理活动惊人相似：面对卦爻象（意识层），结合自身处境进行诠释与联想（选择意识层），做出决策并付诸实践（意识选择层），并在行动后反思结果、调整理解（意识的意识层）。刘志鸥将这一过程升华为一种日常的心理修炼，鼓励个体成为自身生命的“诗人”，即主动的作者与创造者。这打破了数字时代人作为被动“信息消费者”或“算法反应者”的异化角色，主张通过写作、艺术表达、项目创造等“诗性”行动，将碎片化的体验编织成连贯的叙事，将外部的刺激转化为内在的价值。这正是《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生存智慧，在个体心理建设层面的精妙展开——当个体感到心理“穷困”（意义匮乏、情绪淤塞），唯有通过主动的创造性“变易”（诗性行动），才能达成心灵的“通泰”与持久韧性。

最终，理论的落脚点指向“人生意义新论”，它是对《周易》动态世界观和价值观最彻底也最富创见的心理学阐释。刘志鸥旗帜鲜明地主张：意义不是“名词”，不是隐藏在世界尽头等待发现的静态宝藏；意义是“动词”，是在每一个当下，通过选择、行动与连接而持续“生成”的过程。这一论断，可视为对《周易》哲学最深刻的现代心理学科解。整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时无刻不在讲述“变动”与“时机”，从未指定一个不变的“意义终点”。乾卦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坤卦的“厚德载物”，都是在描述一种具有方向性的“行动状态”，意义便寓于这种自强不息或涵容承载的“行进”本身。刘志鸥将此提炼为“意义作为动词”的革命性观点，并将其置于数字文明的语境中：在身份流动、关系多变、知识速朽的数字时代，追求一个稳固不变的终极意义，注定带来挫败与虚无。唯有拥抱“意义的动词性”，在“网络化共振”（于多元连接中 共建意义）和“拥抱不确定性”（在流动中保持创造）中，个体才能获得坚实而灵活的意义感。这要求个体从传统的“意义朝圣者”（寻找一个已存在的神圣答案）转变为“意义宇航员”（在未知的意义星空中自主探索与建构）。后者所依赖的，正是《周易》所倡导的“趣时”、“变通”的智慧与勇气。

通过“数字器官论”的评估、“诗性心理学”的方法与“人生意义新论”的价值指向，刘志鸥完成了一次对《周易》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他将古老的“变易”哲学，转化为一套可理解、可实践、针对数字时代心灵特质的现代心理学语言与行动方案。

三、古今对话的启示：为数字原住民重塑意义建构的路径

刘志鸥与《周易》的这场对话，其终极关怀在于为身处数字文明漩涡中的当代人，特别是作为数字文明原住民的年轻一代，照亮一条意义建构的可行路径。这场古今汇通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至少三个至关重要的启示。

第一，它倡导从“占有式”意义观转向“生成式”意义观。传统教育与社会叙事常将意义与固定的身份、职业、成就目标绑定，这是一种“占有式”意义观——仿佛意义是某种可以最终获得并持有的物品。然而，在加速变迁的数字时代，这种意义观极易坍塌。刘志鸥与《周易》共同指出的“生成式”意义观则认为，意义存在于持续的创造、不断的超越、真诚的连接以及对过程的深度投入之中。对于数字原住民而言，这意味着需要重新评估成功标准：一次精彩的代码开源贡献、一个用心经营的兴趣社群、一段深度投入的创造性学习历程、在虚拟与现实中构建的善意连接……这些动态的“行动流”本身，就是意义璀璨的显现。这要求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从鼓励“成为某个标签”（如“高管”、“名校生”），转向支持“投入某种有价值的生成过程”。

第二，它强调“认知灵活性”与“心理韧性”的并重修炼。《周易》的卦爻系统与“时中”智慧，本质是训练一种高超的认知灵活性——能够迅速理解情境（成卦），分析结构（辨爻），把握时机（趋时），并调整策略（变通）。在信息爆炸、情境切换频繁的数字生活中，这种能力至关重要。刘志鸥的“意识四层次元模型”则提供了具体的心理训练工具，帮助个体有意识地管理注意力，超越被动反应，进行主动的意义草图勾勒与行动选择。与此同时，“诗性心理学”所强调的创造性表达与叙事建构，是培育心理韧性的关键。它将外部的冲击与内部的混乱，转化为可被理解、被言说、甚至被审美的对象，从而在变动中保持内心的秩序感与连续性。数字原住民需要同时习得这两种素养：像《周易》智者一样敏捷地应对变化，像诗人一样坚韧地创造内心的秩序与美。

第三，它提醒在技术沉浸中保持“意识的自主性”。数字器官论警示我们，技术已内化为我们的存在方式。但这绝不意味着人对技术宿命般的屈服。《周易》的“观象”最终是为了“明理”和“修身”，是为了人的“赞天地之化育”。刘志鸥的理论同样以人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为旨归。他提出的“数字器官康复”理念，不是倒退到拒绝技术，而是主张通过提升“意识的意识层”的能力——即元认知能力——来清醒地觉察技术如何影响我们，并主动选择与技术共生的方式。这要求数字原住民培养一种深度的数字素养：不仅会用技术，更要理解其设计逻辑、洞察其心理效应，并能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数字生活，在必要时刻能够“艮其止”，止其所当止，为内心的创造性意义生成保留不受侵扰的空间。

心理思想家刘志鸥对《周易》的谈论，绝非简单的比附或借用，而是一场深层次的、建设性的思想对话。他从数字时代人类心灵的真实困境出发，重新发现了《周易》中那鲜活流动的心理学灵魂，并以严谨的现代理论体系将其激活、转译与深化。这场对话告诉我们，《周易》的古老智慧，恰恰因其直指“变化”这一永恒主题，而在今天焕发出崭新的生命力。刘志鸥的“心理新三论”，则如同一位杰出的译者与建筑师，将古典的智慧蓝图，转化为可以栖身于数字文明风雨中的现代心灵家园。对于每一位在信息洪流与意义迷雾中求索的现代人，尤其是数字原住民而言，这条融汇了《周易》“变易生生”之道与当代心理学洞见的路径，或许正是一条在不确定世界中，建构确定性的、富有韧性的、属于自身生命意义的希望之路。意义不在远方，就在我们应对每一个变化、做出每一次选择、投入每一段创造性过程的“当下”生成之中。这，正是《周易》穿越三千年的回响，也是刘志鸥献给这个时代的心灵箴言。

注：根据刘志鸥心理学系列讲座之“心理新三论与中国古代智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