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鲜我看到体力劳动者每天吃2.2公斤主食，导游说很正常！

凌晨四点半，平壤郊外的工棚里已经飘起炊烟。

李哲浩睁开眼睛的第一件事，是按住自己抽搐的胃部——这不是疾病，而是这具四十二岁的身体对卡路里的精准计量。他知道，如果不在一小时内摄入至少800大卡的热量，他将无法完成今天上午运送水泥板的工作。

“每人730克。”食堂窗口后，配餐员用毫无波澜的声音宣布。那是经过严格计算的数字：玉米饭混合少量大米，总重730克，热量约1250大卡，配一勺辣白菜、一碗见底的豆芽汤。

李哲浩端着饭盆的手很稳——这是他作为“共和国功勋建设者”的最后尊严。他找到角落的位置坐下，没有看同伴，只是盯着面前这座灰黄色的“山”。

然后，计时开始。

第一分钟，他用筷子在饭中间挖出一个洞，倒进半勺辣白菜的汤汁。这个动作不是为调味，而是让饭粒湿润以便更快下咽。

第二分钟到第五分钟，他的右手以每分钟60次的频率运动——舀起、送入口中、吞咽。没有咀嚼，不需要咀嚼。玉米饭粗糙的颗粒刮过食道，但他早已习惯这种疼痛。疼痛意味着食物正在进入胃部，意味着能量正在补充。

第六分钟，盆里还剩三分之一。他的速度没有减缓，但额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这不是因为热，而是身体将所有血液集中到消化系统的应激反应。

第八分钟，最后一粒饭消失。他端起汤碗，一饮而尽，然后保持坐姿，闭上眼睛，双手轻轻按压胃部——这是帮助消化的必要动作，也是他一天中唯一可以“什么都不做”的时刻。

整个过程，他像个精密的机器。

我是在“黎明大街百日突击建设现场”见到李哲浩的。作为少数获准参观劳动现场的记者，我被这个消瘦男人吃饭的场面震撼得说不出话。

“他……每天吃多少？”我问陪同的干部。

“重体力劳动者每天2.2公斤主食。”干部骄傲地说，“这是共和国对工人阶级的关怀。”

2.2公斤。我快速心算：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两倍还多，但几乎全部来自碳水化合物。

午餐时间，我获得特别许可与工人一起就餐。配给我的同样是730克混合饭，但多了一个煎蛋和几片肉。李哲浩坐在我对面，他的目光在我的餐盘上停留了0.5秒——我发誓只有0.5秒，然后移开了。

“您吃得很快。”我用笨拙的朝鲜语说。

“时间有限。”他简短回答，开始进食。

这一次我近距离观察：他的牙齿有严重磨损，是长期咀嚼粗糙谷物所致；吞咽时喉结剧烈滚动，显示食道可能已有损伤；吃完后他没有立即起身，而是继续按压胃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防止“饭后昏厥”的方法，当大量血液涌向消化系统时，大脑供血不足会导致眩晕，在脚手架上这是致命的。

“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么多？”我忍不住问。

李哲浩终于抬起眼睛看我。那是一双深陷的、过于清醒的眼睛：“您知道扛一块水泥板上五楼需要多少热量吗？”

我摇头。

“一块水泥板60公斤，从地面到五楼高度15米，做功9000焦耳，约等于2.1大卡。”他说得像在背诵教科书，“我上午要搬运40块。这还不包括上下楼梯、调整姿势的额外消耗。”

他顿了顿：“今天上午，我的身体需要至少1800大卡才能完成工作。这盆饭，加上早餐，一共1900大卡。减去基础代谢，刚好够用。”

我被这精确到可怕的数字震惊了：“您怎么知道这些？”

“工地上有宣传栏。”他淡淡地说，“‘了解你的身体，更好地为共和国服务’。”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在朝鲜，连吃饭都成了一门精准的科学，一种将人体转化为劳动力的数学。他们不是想吃这么多，而是被计算好了必须吃这么多——刚好维持劳动，不会多出一丝浪费的能量。

夜晚的工棚里，我见到了更惊人的一幕。

几个年轻工人围坐在一起，正在进行一种“交易”。一个瘦得颧骨突出的青年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布袋，倒出约100克玉米饭。

“换你明天的辣白菜配额。”他对另一个工人说。

“再加5克盐。”

“3克。”

“成交。”

在朝鲜底层，粮食不仅是食物，还是硬通货。工人们互相交换配给，不是为了口味，而是为了生存的最优解——有人需要更多盐分对抗高温作业的脱水，有人需要更多蔬菜预防夜盲症，但所有人都需要足够的主食来维持明天的劳动能力。

“为什么不要求增加整体配给？”我问李哲浩。

他看了我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不会回答了。

“您见过丰收的稻田吗？”他最终说，“稻穗低垂，那是因为籽粒饱满。朝鲜的稻穗总是挺直的。”

我后来才明白这句话的深意：在官方的宣传照片里，朝鲜的稻田永远丰收，稻穗饱满低垂。但李哲浩告诉我真实的景象——稀疏的植株，挺直的稻穗，因为里面没有足够的重量。

深夜，李哲浩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用炭笔写的计算式：

每日配额：2200克主食=约3800大卡

基础代谢（42岁男性，55公斤）：约1300大卡

重体力劳动消耗：2800-3200大卡

差额：-700至-1100大卡

解决方案：减少非劳动活动、降低基础代谢、交换配给获取更高热量密度食物

“这是我们工棚流传的‘生存公式’。”他低声说，“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看着这个消瘦的男人，突然理解了他为什么能如此精确地计算一切——当生存变成一道必须每日求解的数学题，每个人都会成为计算专家。

离开朝鲜的前夜，我在酒店房间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在朝鲜的七天，我瘦了2公斤——尽管每天在涉外餐厅吃着充足的饭菜。这是一种心理性的消瘦：当你看到整个民族都在用数学公式维持生存时，美食成为一种罪恶。

更讽刺的是，在平壤的“粮食博物馆”里，导游骄傲地展示着：“朝鲜人民每人每日获得充足营养，这是制度的优越性。”展厅里，塑料制作的饭菜模型丰盛得不真实，旁边写着每个劳动岗位的精确配给——和李哲浩告诉我的数字完全一致。

但数字不会告诉你的是：那730克玉米饭需要用最少的水煮熟以保存营养，需要在8分钟内吃完以节省时间，需要忍受胃部胀痛继续劳动，需要在夜里用饥饿入睡以便第二天早晨能再次吞下730克。

飞机起飞时，我翻开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
“在这里，吃饭不是权利，不是享受，是劳动的一部分。人们不是为了生活而吃饭，是为了吃饭而生活——而‘生活’，在这里特指‘能够继续劳动’。”

李哲浩现在应该刚结束上午的劳动，正在吞下今天的第二斤主食。他会在8分钟内吃完，按压胃部3分钟，然后回到脚手架。他不会知道，在世界的另一边，有人因为一顿普通的饭而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