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帮盘算着怎么接管城市、建立新政权的人，把自己关进了一个连逃跑都费劲的死胡同。
这事儿听着就透着一股邪乎劲儿，但它就在1944年的秋天，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地方叫杨家铺，在河北丰润。
这村子天生就是个“口袋”，背后是死路，三面被马头山、马蹄山、西城山圈得严严实实，活口就那么一两条窄道。
对老百姓来说，这叫“聚宝盆”；可在懂行的人眼里，这就是个“棺材底”。
偏偏，冀热边特委、地委、县委三级的大脑们，差不多八百号人，就在这“棺材底”里开了个长达半个月的会。
会议的主题热火朝天：等日本人滚蛋了，咱们怎么进城，怎么管事，怎么把日子过好。
大伙儿都觉得，好日子就在眼前了，胜利的酒杯都快端到嘴边了。
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规划未来的时候，日本人也在给他们规划“未来”。
一张巨大的包围网，正由一个叫竹内安守的日军指挥官，一针一线地缝合起来。
夜半鸡叫与黎明枪响
10月16号的后半夜，杨家铺的灯油快熬干了，人心也快熬干了。
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盯着桌上那张要命的字条，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半截。
字条上没几个字，但意思很明白：丰润、迁安、遵化那边的鬼子和伪军，全都跟商量好似的，大半夜地动了起来。
这不是小打小闹的“扫荡”，这是冲着咱们来的“掏心窝子”战术。
周文彬在刀尖上滚了这么多年，这点嗅觉还是有的。
他立刻找来几个头头，开了个短会。
结论只有一个：不等天亮，马上走，往北边的大山里钻！
再多待一个钟头，杨家铺这个“口袋”的口子就要被扎死了。
想法是好的，可腿脚没跟上人家的算计。
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一支出了名的狠角色部队，在竹内安守的指挥下，动作比鬼还快。
三千多人，带着重机枪和专打山地的小钢炮，借着夜色和大雾，从四面八方摸了过来。
他们就像一群有耐心的猎人，不声不响，就等着把这群“猎物”堵死在窝里。
10月17号天蒙蒙亮，雾大得三步外看不见人影。
八路军的队伍刚开始集合，准备挪窝，枪声就响了。
不是一声两声，是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山口，同时响起了日本九二式重机枪那种特有的、让人心发慌的“咯咯咯”声。
晚了。
人家已经把门堵死了，就等着瓮中捉鳖。
向北是生路，也是死路
“待在村里就是活靶子，得冲出去！”
周文彬和冀东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俩人脑子转得飞快。
往哪冲？
北边！
北边的毡帽山是制高点，只要拿下来，就能撕开一道口子活下去。
可通往毡帽山的路，要从马蹄山的山腰下绕过去。
而马蹄山，已经被日本人抢先占了。
山头上架着的两挺重机枪，像两条吐着信子的毒蛇，死死地盯着山下那条唯一的活路。
“老周，我带人去把那两挺机枪干掉！
你们赶紧组织机关的人跟上！”
丁振军说话又快又急，根本不给周文彬反驳的机会。
他知道，这会儿多犹豫一秒，就得多死几十个人。
说完，他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头也不回地冲进了那片由子弹编织成的火网里。
丁振军腿上有旧伤，跑不快，两个战士一左一右架着他。
他就这么被架着，一边往前冲，一边扯着嗓子喊：“同志们，冲啊！
冲出去就是胜利！”
话音没落，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左边额头。
他就这么倒下了，连句完整的话都没能给这个世界留下。
他的死，给后面的人争取了几十秒。
就这几十秒，周文彬领着大部队冲过了封锁线，躲进了毡帽山南坡的一个山坳里。
他的计划是，在这儿撑到天黑，靠夜色掩护再往外突围。
可日本人不是傻子。
他们看穿了周文彬的心思，立刻分兵抢占了毡帽山周围所有能站人的高地。
这下好了，刚才还是平地对射，现在变成了人家站房顶上往下打，八路军连头都抬不起来。
九挺轻机枪在山坡上跟敌人对吼，每一声枪响，都可能是一个战士生命的绝唱。
下午三点，一个又一个坏消息传了回来，像一盆盆冰水，把所有人的心浇得透凉。
“马蹄山那边打光了，丁书记牺牲了！”
“西城山那边的四连被包围了，快顶不住了！”
往北的路，算是彻底断了。
周文彬抬头看了看南边，那是一条干涸的河沟，底下是悬崖峭壁，看着是条死路。
可现在，这条死路，反倒是唯一的缝隙。
他咬了咬牙，做出了一个近乎玩命的决定：不往北了，调头，向南！
从鬼子想不到的干河沟，杀出一条血路！
“把文件都烧了！
所有累赘的东西全扔掉！
轻装突围！”
他的声音已经喊哑了。
那些写满了冀东未来规划的会议记录，那些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蓝图，一摞一摞地被扔进火堆，化成了黑色的蝴蝶。
这一刻，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的呐喊
南撤的路，是用命铺出来的。
宣传部副部长吕光和他爱人刘喻芬走在最前面。
吕光拿着驳壳枪不停地朝追上来的敌人射击，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胸口。
他倒下去之前，只来得及对刘喻芬喊了一声：“快走！
别管我！”
刘喻芬刚弯下腰想把他背起来，密集的子弹也打中了她，她就倒在了丈夫身边。
卫生部长王少奇，本来已经冲出去了，可听说政委卜荣久重伤被困在后面，他又返身冲了回去。
结果，他自己也中弹了。
在倒下的最后一刻，他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过来，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抬手打倒了那两个兵，然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周文彬在毡帽山西北角的一个山沟口被十几个日伪军堵住了，身边就剩下两个警卫员。
敌人看他是个大官，想抓活的，怪笑着一步步逼近。
周文彬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抬起手里的步枪，稳稳地放了两枪，两个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应声倒地。
然后，他倒下了，没让敌人占到一点便宜。
特务营二连连长刘景余带人赶到的时候，周文彬的身体都凉了。
这个在战场上没掉过一滴泪的硬汉，“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周主任，我来晚了…
可战场上没有时间悲伤。
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泪和土，站起来对着剩下的三十多个兵吼道：“枪都扔了，子弹集中给机枪手！
两个机枪手开路，其他人跟老子冲！”
两挺轻机枪像疯了一样，喷吐着最后的子弹，硬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上烧开了一个口子。
刘景余抱着机枪冲在最前头，肚子上中了一枪，肠子都流了出来。
他推开要来扶他的战士，就那么躺在地上，把最后一排子弹射向了敌人。
子弹打光了。
他看着蜂拥而上的敌人，猛地站了起来，把滚烫的机枪狠狠地砸在石头上，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司令部的方向，喊出了他人生最后一句话：“司令员，我刘景余没完成任务！”
枪声把他最后的呐喊淹没了。
杨家铺突围，从天亮打到天黑，八路军这边死了四百三十多号人，一百五十多人被俘。
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地委书记丁振军、特委秘书长李杉…
一长串名字，永远地留在了那片土地上。
一个月后，活下来的人在杨家铺北边设下埋伏，干掉了日军独混第八旅团三百多人，算是给死去的弟兄们烧了份“祭品”。
如今，杨家铺的山上，草木又长了一轮又一轮，当年的血腥味早就散了，但那段历史，就像钉子一样，钉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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