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北风呼啸。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冬日。当滚滚浓烟像黑色的巨龙一样缠绕住宏福苑的八座大厦,当凄厉的警报声撕裂了吐露港的宁静,整个香港都颤抖了。
五级大火,上百人遇难。
这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在狮子山下拼搏过的灵魂。媒体称之为“港殇”,是继1948年永安大火以来最惨烈的悲剧。
然而,如果你站在历史的棱镜前审视这场大火,你会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宏福苑,建于1983年,它是当年香港“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明星楼盘,是那个黄金时代的图腾。
而在七十多年前的1953年,同样是一场大火,同样是在圣诞前夕的寒冬,石硖尾的冲天火光,逼出了香港的公屋制度。
这不仅仅是一次消防安全的溃败,更是香港居住正义七十年轮回的黑色隐喻。今天,我们不谈单纯的责任认定,我们要剥开这层带血的结痂,去看看香港公屋这头庞然大物,是如何从救赎者,一步步变成了困住几代人的“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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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火与总督的算盘
将时针拨回1953年的12月24日。
那时候的香港,是一个巨大的难民营。数十万逃避战乱的内地移民涌入这个弹丸之地,人口从六十余万激增至两百三十万。
这些涌入香港的外地人无力承担高昂私房租价,只能在山坡空地搭建寮屋,这些由铁皮、木板拼凑的居所密集如蚁穴,既无消防设施,又缺乏卫生条件,火灾隐患如影随形。
但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对于当时涌入香港的内地移民来说,能在这片未知的土地活下来就不错了,至于火灾啥的,这种一定概率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他们关心的。
但再小的概率,发生了就是百分之百。
晚上九点,白田村一户居民点燃火水灯时,不慎引燃了棉胎。冬季的北风干燥而猛烈,火苗转眼间便吞噬了整片木屋区。
火势蔓延的速度超出所有人的想象。不到半小时,整个白田村已经陷入火海。慌乱的居民涌向狭窄的通道,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在火光映红的夜空下亡命奔逃。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六个小时,波及白田村、石硖尾村、窝仔村、大埔道村等六条村落,过火面积达四十五英亩,相当于二十三个足球场。当火势终于在凌晨两点半被控制住时,眼前只剩一片瓦砾。超过两千五百间木屋被烧毁,五万八千多人在寒冬中失去了家园。
五万个无家可归的灾民,就是五万个不稳定的火药桶。当时冷战的铁幕已经落下,港英政府极其恐惧这股流民力量演变成动摇殖民统治的暴动。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为了稳住这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时任港督葛量洪最初打算给所有人发补偿金,但思来想去,如果给每个灾民发放补偿金,开支巨大;如果建造永久性住房,既能减少支出,又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还能避免未来再发生类似灾难。
更重要的是,大量寮屋居民聚集在市区边缘,不仅是火灾隐患,更是社会不稳定因素。与其让这些人继续在无序状态中生活,不如将他们集中安置,便于管理。
就这样,在实用主义和维稳需求的双重驱动下,香港公共房屋政策诞生了。一九五四年,政府在石硖尾火灾现场兴建了首批徙置大厦——八栋六层高的H型建筑。从高处俯瞰,这些楼宇像英文字母"H",两翼住宅单位通过中间的走廊连接,走廊上设置公用厕所和洗涤设施。
这就是香港的第一代公屋,也是日后被称为"工字型大厦"的原型。单位面积只有约十一平方米,没有厨房,租户要在大门外的走廊煮食,浴室和厕所都是公用的。尽管条件简陋,但对失去家园的灾民来说,这已经是极大的恩赐。
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二年,石硖尾邨共建成二十九栋七层徙置大厦。这些建筑成为香港公共房屋的雏形,也标志着政府正式介入住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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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山的黄金时代
一九七一年,外交官出身的麦理浩接任港督。他上任时,香港刚刚经历了六七暴动的创伤,社会矛盾尖锐,基层民众生活艰难。全港仍有三十五万人居住在寮屋区,住房问题依然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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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理浩港督)
麦理浩深知,要稳定社会,必须从改善民生入手。一九七二年十月,他在首份施政报告中提出了宏大的"十年建屋计划":在十年内投放八十亿港元,为一百八十万香港居民提供设备齐全、居住环境合理的公共房屋。
一九七三年,他将原有的屋宇建设委员会改组为香港房屋委员会,将徙置事务处和市政事务署房屋科合并为房屋署,建立起专门负责规划和推行公营房屋的机构体系。与此同时,他成立了新界拓展署,在新界兴建新市镇以容纳更多人口。
十年建屋计划配合新市镇开发,彻底改变了香港的城市格局。荃湾、沙田、屯门三个新市镇在一九七三年启动,随后又规划了大埔、粉岭上水、元朗三个新市镇,以及马鞍山作为沙田的延伸。
这些原本人烟稀少的乡郊地方,经过移山填海、开山劈石,建起了大型公屋屋邨和私人屋苑,配套兴建了学校、医院、商场、交通设施。
在麦理浩看来,政府兴建的不只是住房,而是真正的社区。公屋不应该只是"睡觉的地方",而应该让居民能够安居乐业,拥有完整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麦理浩政府在1976年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
这是一个天才的设计。政府以低于市价,通常是六折或七折的价格出售房屋给公屋租户或低收入家庭。
它打通了一条阶层上升的通道。一个住在廉租屋的穷小子,努力工作存钱,买入“居屋”,成为有产者;过几年居屋升值,他在补价后自由市场卖出,就能换这一套私人楼宇,彻底跻身中产阶级。
这次发生火灾的大埔宏福苑,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建于1983年,正是“居者有其屋”计划的黄金期。
当年的宏福苑,依山傍水,红白相间的外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能住进这里,代表着你不再是社会的底层,你是有产者,你是香港经济奇迹的股东。
那是香港最好的时代。只要你肯干,你就能通过房子的阶梯,一步步爬上去。狮子山精神,在那个时候,是真的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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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五的诅咒与阶层的断裂
时间来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首任特首董建华满怀雄心壮志。他看到高企的房价已经成为了民怨的沸点,看到无数年轻人只能望楼兴叹。
于是,他提出了著名的“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单位,目标是让全港七成家庭拥有自置居所,将公屋轮候时间缩短至3年。
这是一个极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政策。如果真的坚持下来,今天的香港绝对是另一番景象。
但命运给香港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就在政策推出的同一年,索罗斯带着他的对冲基金横扫亚洲。亚洲金融风暴爆发。
香港楼市一夜崩盘。房价暴跌了70%。
对于无房者,这是抄底的好机会吗?不,那是噩梦。因为经济萧条,失业率飙升,没人敢买房。
而对于已经买了房的中产阶级,这是灭顶之灾。无数人一夜之间变成了“负资产”——他们欠银行的房贷,比房子现在的市值还要高。他们辛苦一生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
2003年七月的那场大游行,几十万人走上街头,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愤怒的负资产阶级。
为了平息中产阶级的怒火,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楼市,特区政府被迫妥协。
2002年,时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局长孙明扬推出了著名的“孙九招”。其核心只有一句话:政府彻底退出房地产市场,停止兴建居屋,减少土地供应,由私人发展商主导市场。
这是一道分水岭。
从此,香港公屋和居屋的建设按下了暂停键。麦理浩时代建立的那条“公屋-居屋-私楼”的阶层上升阶梯,被硬生生地斩断了。
那个属于宏福苑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老去的危楼
“孙九招”之后,香港楼市开启了长达近二十年的超级牛市。
地产商赚得盆满钵满,当年的负资产者如果熬过来,身价也翻了几倍。但是,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香港的年轻一代,被彻底抛弃了。
由于长达十年几乎不建居屋,公屋供应也严重不足,轮候时间从承诺的3年变成了6年、7年甚至更久。为了上楼,年轻人不敢加薪,不敢结婚,甚至为了排队资格主动失业。
而那些买不起房又排不上公屋的人,只能住进劏房、笼屋、棺材房。在繁华的中环背后,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贫民窟。
更可怕的隐患,在岁月中悄悄发酵——那就是楼宇的老化。
政府虽然有"全方位维修计划"和"楼宇更新大行动",但面对庞大的旧楼存量,维修工作难以跟上老化速度。更棘手的是,一些建于五六十年代的早期公屋已经到了必须重建的地步。
重建公屋是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这些高龄屋邨确实已经不适合继续使用,重建可以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重建意味着要安置现有住户,而这需要大量空置单位作为中转。在公屋供应已经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哪里有多余的单位用于安置。
让我们回到这次大火的主角:宏福苑。
它建于1983年,楼龄超过40年。在香港,像宏福苑这样的“高龄”屋苑比比皆是。
当年的设计标准,根本无法应对现代的消防挑战。密集的楼距、老化的电线、狭窄的通道、以及为了防盗而加装的重重铁闸,让这些曾经的中产社区,变成了一个个潜在的火葬场。
据媒体报道,宏福苑大火中,许多居民是因为防烟门失效、消防通道堆满杂物、以及老旧的消防系统失灵而丧命。
这不仅仅是意外,这是系统性的崩坏。
过去二十年,我们的目光都盯着高昂的房价,盯着从中环到西九龙的摩天大楼,却忘记了那些承载着几百万普通市民的老旧屋邨,正在不可逆转地衰败。
这次大火中,有一个细节令人泪目:一位幸存的老伯说,他当年排队买到宏福苑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他在这个房子里住了半辈子,送走了父母,养大了孩子。他以为这里是他安享晚年的堡垒,没想到最后成了吞噬邻居的炼狱。
公屋,曾经是香港社会的稳定器,是奋斗者的加油站。但现在,它变成了老人的收容所,变成了绝望的围城。
城里的人想出去买私房,但房价太高出不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排公屋,但队伍太长进不来。
最痛苦的是夹心阶层。
这些家庭月入两三万港元,收入超过了公屋申请上限,却又远不足以购买私人物业。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教师、护士、警察、社工,是维持城市运转的普通劳动者。但他们在住房问题上,却成了被遗忘的一群。
居屋本该是他们的出路。但居屋供应长期不足,申请人数远超单位数量。每次居屋推售,都是几万人争抢几千个单位,中签率比买彩票高不了多少。没有中签的家庭,只能继续在私人租赁市场挣扎,或者咬牙凑首期买一个远在天边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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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废墟上,能否重生?
宏福苑的大火终将被扑灭,但在废墟之上,香港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还要让这种扭曲的居住形态持续多久?
从1953年的石硖尾,到2025年的大埔,历史兜了一个残酷的圈。
面对这场惨烈的悲剧,面对全港数千幢像宏福苑一样垂垂老矣的大厦,面对几十万住在劏房里的底层市民,特区政府是否还有当年那种“推倒重来”的魄力?
现在的香港,虽然已经推出了《北部都会区》计划,虽然填海工程正在进行,但速度太慢了,利益集团的阻力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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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得利益者坐在半山的豪宅里,喝着红酒,却对山下笼屋里的呻吟充耳不闻。地产霸权已经从经济层面渗透到了城市的毛细血管,连更新一套老旧屋苑的消防系统,都可能因为业权复杂、维修基金不足而拖延数年。
宏福苑的火光,不应该只是一场悲剧的终结,它更应该是一声凄厉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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