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离奇女谍：羁押两年狱中产子，以为前夫战死，40年后才知真相！

1947年，广州一座阴冷的监狱牢房里，贝安加的手轻抚着微微隆起的腹部。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如同她此刻的心境。

这个意外的生命或许是她唯一的生机，按照当时的法律，如果犯人怀孕是不能被执行死刑的。

而更让她内心翻腾的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是她坚信已在缅北战场牺牲的前夫谭展超。

1933年秋，意大利都灵陆军大学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军校舞会。15岁的贝安加身着母亲特意定制的黑色丝质礼服，珍珠项链在烛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

她的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那个时期。

她的母亲出自著名的美第奇家族，拥有高贵的女爵头衔，而父亲则是墨索里尼政府海军部的高级官员。作为意大利贵族社会的璀璨明珠，贝安加从小接受的是最严格的礼仪教育。

在舞池中有一位身着笔挺军装的亚洲青年引起了她的注意。他舞步标准却但是略带拘谨，在一群欧洲军官中显得格外特别。

当音乐再次响起时，这位青年突然径直走向贝安加，用流利的意大利语邀请她共舞。

这位青年就是谭展超，来自中国广东的年轻军官，当时他年仅22岁，正在意大利著名的骑兵学院深造。

他是中国国民政府选拔的精英留学生，此时肩负着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以振兴祖国的使命。

图｜谭展超

当舞会结束一周后，贝安加在家中收到了一束黄玫瑰和一张卡片。

上面用优雅的字迹写着：“献给如同这玫瑰般美丽的女士。您忠实的Tam（谭）。”

贝安加与谭展超的恋情在都灵社交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因为当时跨国婚姻非常少，也非常罕见，更何况是一位意大利贵族少女与一名中国军官的结合。

贝安加的母亲坚决反对她们这段关系，她说道：“中国男人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会娶好几个妻子，你最终只会被遗弃在遥远的东方。”

家族中的长辈们也轮番劝说，试图让贝安加看清这段感情的“不切实际”！

然而，年轻气盛的贝安加那时候已被爱情冲昏头脑。1936年10月7日，两人不顾家族反对在罗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礼现场只有寥寥几位朋友出席，而贝安加家族没有一个人到场祝福。

她们婚后不久，谭展超以优异成绩从军校毕业。此时的中国正深陷抗日战争烽火之中，他没有犹豫，毅然决定带着妻子返回祖国参战。

这个决定将彻底改变了贝安加的人生轨迹。

1939年，贝安加跟随丈夫踏上了前往中国的旅途。船在香港靠岸时她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神秘而古老的国度。

谭展超回国后被分配到贵州都匀，在孙立人将军麾下担任上校参谋。

从意大利的豪华宅邸到贵州山区的简陋木板房，贝安加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她努力的让自己适应着这里的一切：学着用木柴生火做饭，照顾接连出生的孩子，忍受着贵州潮湿的气候和简陋的卫生条件。

然而最让她难以承受的是精神上的孤独：周围几乎没有人能理解她的文化和背景。

有一天，蒋介石视察部队，贝安加悄悄来到军营附近想远远看一眼丈夫接受检阅的英姿。

就是这一眼让她看到了丈夫与战地医院一位年轻护士交换的深情目光。

面对贝安加的质问，谭展超坦然承认了他与护士何懿娴的关系，并说道“这在中国是很正常的”。这句解释彻底击碎了贝安加的骄傲与坚持。

1941年夏天，她带着4个孩子离开了都匀，离开了谭展超！

那时身无分文的贝安加带着孩子们辗转来到上海这座“东方巴黎”。

最开始她靠着谭展超留下的一点积蓄，她们还能维持基本生活。但随着战争持续，物价飞涨，经济来源很快就用完了。

没办法贝安加不得不开始寻找工作。

凭借流利的法语和优雅的举止，她在法国人开的服装店找到了一份工作。正是在这里她结识了改变她命运轨迹的汪伪政府特工南希。

通过南希的引荐，贝安加认识了日本大使馆情报官黑田。黑田看中了她的贵族身份、社交能力和多语言优势，希望她能帮助收集盟军情报，特别是陈纳德飞虎队的动向。

为了养活4个孩子，贝安加接受了这份危险的工作。她开始频繁出入上海的高端社交场所，周旋于各国使节、商人和军官之间，利用自己的魅力不断获取机密情报。

与此同时她还涉足了黄金和美钞的走私生意，频繁往来于上海、广州和南京之间。

在自传中，贝安加后来解释自己的动机，上面写道：“我首先是一个母亲，然后才是其他任何角色。”

1945年8月日本战败后，上海的外国间谍网迅速瓦解。南希劝贝安加立即离开中国，但她却选择留下，她那时候仍然抱着一丝希望，期待与谭展超的重逢。

这个决定成为她命运的转折点。1945年11月12日，在广州机场，准备飞往上海的贝安加被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工逮捕。

在后来的审讯中，美国调查员称她为“危险而投机的女人”，指控她利用美色接近日本高级军官，为敌人提供情报。

调查文件显示她曾多次会见南京日军情报机关负责人矢崎将军，并乘坐日本军机前往南京。

就在贝安加等待行刑的日子里，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了。谭展超得知前妻被捕的消息后立即展开了对她的营救行动。

他首先向孙立人将军求助。孙立人亲自致函盟军方面，说明贝安加与谭展超的关系，并请求将案件移交中国法庭审理。与此同时谭展超还在《申报》上公开发文，为前妻辩护。

贝安加的母亲也在想尽一切办法积极营救，她是罗马教宗庇护十二世的侄女，教廷通过外交渠道进行了干预。

最终由于盟军对贝安加这些指控缺乏直接证据。案件最终被移交给中国法庭审理。

图｜孙立人

在等待最终判决期间，谭展超获准探视贝安加。分隔多年后再次相见，两人百感交集。

在狱中特殊的环境下她们旧情重新燃起。贝安加怀上了谭展超的孩子。

根据贝安加晚年的回忆，她曾刻意计划让自己怀孕，意图借此避免因间谍罪可能被判处的死刑。这一选择清晰折射出她当时的心机可见一斑！

正是这次怀孕，在法律上为贝安加争取到了最后的生机。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孕妇是不得被执行死刑的。

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就面临核心难题：证据不足。葛雷中尉的调查报告虽然篇幅不短，但多为基于证人查访的间接描述，缺乏贝安加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证据。这种证据上的先天缺陷，为后续漫长的司法程序埋下了伏笔。

案件最初由广州高等法院审理。然而由于案件涉及战时情报活动且告发方为美军，性质介于普通刑事案件与战争罪行之间，导致司法管辖不清。

正如贝安加向记者抱怨的那样，她被羁押超过13个月，却只经过两次法院侦讯，迟迟未能进入正式公审，案件陷入停滞。

在此期间贝安加实施了一个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策略：她通过与前夫、国民党军官谭展超的关系成功怀孕。

这一举动使其获得了保外就医、转到条件更好的教会医院调养的机会，客观上让她避开了当时战犯审判的高峰期。

面对僵局本就不愿接手此案的广州高等法院，最终以“管辖错误”为由，将案件移交给了广州行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该法庭主要负责华南地区及越南的日、德、意战犯审判。

案件移交军事法庭后，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机。原本指控贝安加的关键证人和告发人陆续“消失”了。

两位主要的美国情报员葛雷和菲洛尔，恰逢该组织解散改组，在审讯期间去向不明。其他相关证人也难以寻获。

与此同时外部催促结案的压力日益增大。到1947年初，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文，催促广州军事法庭尽快审结贝安加案。

此时贝安加已经生产，案件久拖不决，既无有力证据推进，也缺乏关押理由。

广州军事法庭最终认定该案证据不足无法定罪。法庭既未查到贝安加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的确凿证据，关键控告方又已缺失，继续审理已无可能。因此法庭作出了不起诉释放的裁决。

1947年11月25日，贝安加被正式释放。出狱后她立即写信询问谭展超的下落，却收到了令人心碎的回信：谭展超已在东北的一场战役中“阵亡”。

这个噩耗彻底斩断了她与中国的最后联系。带着5个孩子，贝安加登上了返回意大利的轮船，结束了她在东方11年的漂泊。

图｜谭展超

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传闻更加复杂。谭展超实际上并没有牺牲在东北战场。

1948年，他随孙立人将军前往台湾，担任陆军第四军官训练班特兵总队少将队长。1955年，受孙立人事件影响，他被降职处分，1960年因喉癌在台湾逝世。

回到意大利的贝安加面临着重新开始的人生。凭借在上海法国服装店的工作经验，她在巴黎找到了工作机会，成为著名设计师克里斯汀·迪奥的特别助理兼模特。

在时尚界，贝安加重拾了自信与光彩。她独特的东方经历和贵族气质，使她在巴黎社交圈中独具魅力。

此后数10年间，她先后5次步入婚姻，但始终保留着“贝安加·谭”这个名字。

即使与后来丈夫所生的孩子，她也坚持让他们使用谭姓。这一不寻常的决定或许是她对那段刻骨铭心的东方之恋最深沉的纪念。

1985年，贝安加出版自传体小说《鸦片茶》，书中详细记述了她与谭展超的爱情以及在中国的非凡经历。书名源自新婚之夜，谭展超为她泡制的一壶特殊茶饮。

这本书在欧洲出版后引起轰动，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正是这本书让谭展超与第二任妻子何懿娴的女儿、华裔作家谭爱梅发现了父亲生命中这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1993年，通过多方联系，谭爱梅与贝安加在纽约见面。会面中谭爱梅告诉贝安加一个震撼的事实：当年那份证实谭展超死亡的电报是误传。

对于已是古稀之年的贝安加而言，这个消息来得太迟了。半年后她在美国病逝，结束了传奇而曲折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