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商人在朝鲜看到的：他们收入低，但安全感很强

平壤的清晨安静得有些过分。六点整，整齐划一的广播声从街角的喇叭里准时传出，唤醒沉睡的城市。我站在羊角岛酒店27层的窗边，望着下方街道上逐渐出现的行人——他们穿着相似的深色服装，骑着相似的自行车，沿着相似的路线行进，如同一场编排好的默剧。

这是我在朝鲜的第七天。按照行程，今天我将与导游金明哲进行最后一次深入交流。

“金导，听说您的月薪相当于五百人民币？”早餐时，我再次抛出这个已经问过的问题。

金明哲微笑着点头，脸上的自豪显而易见：“是的，在朝鲜这是很高的收入。普通工人大概三百左右。”

“够用吗？”

“当然够。”他掰着手指算起来，“住房是分配的，医疗免费，教育免费，粮食凭票购买，价格非常低。我们不需要为这些基本需求发愁。”

他的话印证了我这些天的观察。平壤街头没有乞丐，没有无家可归者，甚至很少有焦虑的面孔。人们平静地走在街头，孩子们独自上学，居民楼没有防盗网——这在一个月前我所在的上海是无法想象的。

“想去看看普通朝鲜人的家吗？”金明哲突然提议，“虽然不是行程安排，但我可以申请特别许可。”

我愣住了。这简直是意外之喜。

两小时后，我们站在了普通江畔一栋灰白色的居民楼前。这是金明哲姐姐的家，一间约60平米的公寓，简洁却整洁得令人吃惊。女主人李英淑是一位国营纺织厂工人，月薪约280元人民币。

“够用吗？”我又问出同样的问题。

李英淑温和地笑着：“足够了。工厂发工作服，粮食券每月25公斤大米和面粉，还有肉票、布票。孩子上学不花钱，生病了去医院也不花钱。”

她的丈夫在机械厂工作，儿子在平壤第一中学读书。墙上挂着领袖画像和金日成金正日奖章。书架上整齐排列着政治读物和技术手册，没有一本小说或娱乐杂志。

“你们有什么娱乐活动吗？”我问。

夫妻俩对视一眼，李英淑回答：“工厂有文艺活动，周末我们去公园或者电影院。最近我们在学习领袖的新讲话精神。”

我注意到他们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里面工整地抄写着什么。金明哲解释说，那是“每周思想汇报”的一部分，每个朝鲜成年人都需要写。

离开公寓时，我在楼道里遇到了他们的邻居——一位独居的老妇人。她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屋喝茶，房间里同样整洁得近乎刻板。聊天中，老人反复提到“国家的恩情”和“领袖的关怀”。当问及她的子女时，她含糊地说：“都在为国家工作。”

在返回酒店的车上，金明哲突然说：“你知道吗？很多外国人都羡慕我们的生活。没有压力，没有失业，不用担心房贷和孩子学费。”

我看着窗外掠过的景象——整齐的楼房、空旷的街道、表情平静的行人，的确有一种秩序井然的美感。但不知为何，我想起了李英淑家书架上那些整齐划一的书籍，想起了老妇人谈及子女时的闪烁其词。

晚上，我违背了“不得单独外出”的规定，悄悄溜出酒店，想看看平壤的夜晚。刚走到大门附近，一个声音从阴影处传来：“同志，请出示您的证件。”

是一名军人，年轻的脸庞在昏暗灯光下显得格外严肃。我出示了外国人的临时通行证，他仔细检查后，用生硬的中文说：“外国人夜间不得单独活动，请返回酒店。”

“我只是想散散步。”

“请返回酒店。”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回到房间，我打开窗帘，发现楼下多了两个站岗的身影。这一刻，那种无处不在的安全感突然让我感到窒息。我想起白天在居民楼里，每一户门口都挂着“光荣家庭”或“模范家庭”的牌子；想起街头行人几乎一致的步速；想起孩子们背诵领袖语录时熟练而虔诚的表情。

第二天是离境日。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们经过平壤著名的未来科学家大街。金明哲自豪地介绍，这里的公寓专门分配给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

“这些公寓也是免费分配的吗？”我问。

“当然，国家对知识分子非常重视。”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驶过，车窗半开。我无意中瞥见后座上的人正在使用一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这与我之前被告知“朝鲜人很少用手机”的说法相悖。更令我惊讶的是，那人手腕上戴着一只明显价值不菲的手表。

“那是谁？”我问。

金明哲的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一位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同志。”

火车缓缓驶离平壤站。金明哲在月台上挥手告别，脸上挂着标准的微笑。随着城市在天际线消失，我翻开日记本，记录下最后一天的观察。

对面铺位是一位在中朝贸易公司工作的中国商人老张，这是他第五次来朝鲜。

“感觉怎么样？”他笑着问，“被朝鲜式的幸福震撼了吧？”

我讲述了这几天的见闻，包括那种奇特的安全感和平静。

老张点燃一支烟，缓缓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经常来吗？因为这里的生意很好做。朝鲜有句俗话：‘表面上的平等，底下的等级’。”

他告诉我，朝鲜确实有全民福利，但质量天差地别。普通人的免费医疗只能在设备简陋的诊所，而精英阶层有专门的医院，甚至能去中国治疗。住房虽然分配，但地段、面积和质量完全取决于家庭成分和政治地位。至于粮食券，普通工人每月25公斤粮食勉强够吃，而干部和军人则有额外配额。

“你看到的没有防盗网的居民楼，”老张吐出一个烟圈，“不是因为治安好到不需要，而是因为普通人家根本没有值得偷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在那些你看不到的地方。”

他讲述了自己曾去过的一次“特殊聚会”，在平壤某处不对外国人开放的会所，朝鲜精英们喝着进口威士忌，用着最新电子设备，谈论着子女在海外留学的情况。

“那个月薪五百的导游，”老张说，“如果他真的是高级导游，专门接待外国团，他的实际收入可能远不止这些。外汇商店、特殊津贴、海外机会...但他们不会告诉你。”

火车穿越朝鲜乡村，窗外偶尔闪过低矮的农舍和集体劳作的农民。我想起金明哲自豪的表情，想起李英淑温和的笑容，想起那位老妇人提及“国家恩情”时的虔诚。

他们幸福吗？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他们没有我们在现代社会中的许多焦虑：失业、房贷、教育内卷、医疗负担。他们的生活有确切的保障和清晰的轨道。

但这种幸福的代价是什么？是选择的自由？是信息的获取？是对生活轨迹的自主决定权？

老张递给我一瓶水：“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契约。朝鲜的契约是：你交出一些自由和选择，换取基本保障和安全感。问题只在于，这份契约是不是自愿签订的，有没有修改的余地。”

列车即将驶过边境。我回头望向渐渐远去的朝鲜土地，突然明白了那种一直萦绕心头的违和感是什么：那是一种过于完美的平静，一种剔除所有不确定性后的秩序，一种用统一思想换来的安全感。

月薪五百的生活足够温饱，但思想的价值呢？选择的权力呢？不一样的声音呢？

边境检查站越来越近。我收起日记本，那里记录着一个表面的朝鲜——整洁、安全、有序。而另一个朝鲜，那个由特权、等级和无声代价构成的朝鲜，则留在了这片神秘土地的阴影中，如同那些没有防盗网的窗户背后空荡的房间，安全，却也因此失去了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