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盛夏,石家庄西南的麦田刚刚收割完,魏振德的儿子背着书包回村,边走边琢磨“ABCD”到底该咋念。进门他嘟囔一句:“老师说开学得学英语。”正在择菜的许燕吉抬头笑了:“不会就先把26个字母背顺溜。”这句顺口提醒在学校引起轰动——谁也没想到,这个头戴草帽的农村妇女懂外语。
校长专门派人来请,见面第一句话便是:“国家落实政策了,您得回单位。”这才把许燕吉尘封多年的身世掀开一角。消息传出,村里炸了锅:“原来她是北平大教授的闺女?”魏振德也愣了半晌,憨憨地挠头:“闺女的身世跟日子有啥关系,咱还是得种地。”
时间拨回1933年3月,北平残雪未消,许燕吉出生在书香门第。她父亲许地山是燕京大学著名学者,写《落花生》的大作家。八岁那年,香港的海风还带着甜腥味,父亲却在午睡中猝然离世。半年后,日军攻入维多利亚港,母女开始四处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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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全家落脚南京。新政权建立,年轻的许燕吉考进华北大学农学院,对农业改良充满理想。1954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农业试验站,科研和家庭两线齐头并进。命运却突然转弯——1958年“肃反”,她被打成“右派”,判刑六年。
牢里失去刚满周岁的女儿,随后丈夫提出离婚。一纸判决,一份离异证明,把她推到人生谷底。1964年刑满,她拒绝回南京,不想拖累仍在教育战线工作的母亲。组织把她安置到石家庄第二监狱做工,后来又发往郊区农村“劳动锻炼”。
那几年,许燕吉头顶“反革命”帽子,收工路上总有人指指点点。好心的大婶劝她:“再找个老实人过吧,有个名分省事。”媒人介绍的魏振德,陕西武功人,比她大十岁,不识字,前妻早逝,留下一个儿子。见面第一回,两人把条件摊在桌上。许燕吉说:“我成分不好,将来可能牵连你娃。”魏振德回答得直:“我只求晚上家里有灯,有人给娃热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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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清晨四点,他们挑着粪筐下地;傍晚回到窑洞,一起生火煮面。文化差距并没成为障碍,最紧要的是日子能顺溜往前走。村里人渐渐忘了她的“反革命”身份,只记得她针脚细、算盘快。
粉碎“四人帮”之后,政策春风慢慢吹到基层。1979年那场“学英语”风波,让许燕吉重新与社会接轨。原单位的复查通知很快送到,她被恢复公职,补发工资。魏振德憨厚,听到流言说“文人回城准得甩农村汉子”,他只闷声种地。许燕吉主动拍了拍他的肩:“我不是那种不讲道德的人。”
1981年秋,他们一家三口搬进南京农科院的宿舍楼。魏振德当起临时工,负责苗圃浇水,活计不重却认真得很。邻居好奇问他怎么学写自己名字,他笑道:“媳妇儿手把手教,一笔一划不含糊。”夜里灯下,许燕吉批改试验数据,他在旁边练字,偶尔探头问一句:“这行算术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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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魏振德突发脑梗。医院里,他攥住妻子的手,没有说话,只是把那双干裂的指头弯成一个“OK”的姿势。85岁的生命就此停住。许燕吉遵从继子的安排,搬去同住。
2014年10月1日,南京秋雨连绵,81岁的许燕吉诊断出癌症。住院那天,她让护士把纸笔递给自己,写下最后一句话:“读书与种地,本无贵贱之分,守信才最难。”
一生辗转,她从教授之女到“右派”囚徒,再到农妇、研究员,身份换了又换,没换的是那句承诺。娶了个知识分子到底亏不亏?魏振德早已给出答案:家门口总有人等他回家,这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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