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被分配到了高炮团，训练2个月后被派去农场种小麦

1969年3月，乌苏里江上空的硝烟尚未散尽，全国各地的征兵指标随之增加。吉林省辽河岸边的一所中学里，一张最新的“应届毕业生去向登记表”贴到了公告栏，数十名男生挤在表前议论，目光都停在“当兵”一栏。一位个子高高的学生很快在那一格里按下名字，从此走进了军号声里的岁月。

1970年11月，体检、政审、家访程序一项不少地完成。征兵干部给他发下一套带风纪扣的冬常服，绿色呢料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风里显得格外扎眼。母亲把衣袖往上抚平，半句挽留都没说，只嘱咐一句：“听口令。”那天夜里，男孩在炉火旁第一次认真练习叠被子——被角对被角，方寸不差。

1971年元旦前夕，234名新兵踏上开往北方的列车。车窗外是一排排冻裂的白桦树，“外面是不是到了大城市？”有人小声问，紧接着一片笑声，把原本安静的车厢搅活。列车在冰雪中穿行两昼夜，到哈尔滨站时天还未亮，呼气成雾，行李包背带结了冰，所有人却一路小跑穿过月台，没人掉队。

新兵营三个月的课目排得满满：每天清晨广播里《东方红》响起，紧接着五公里武装越野。上午队列、下午内务，晚上两小时政治学习。最让人吃苦头的是站军姿，脚后跟并拢、拄枪不过肩，北风从领口钻进去，汗水又从后背冒出来。一个山东兵当场鼻血直流，仍咬牙挺住。班长只是淡淡一句：“能在练兵场站住，就能在战场活下。”没人再多说话。

三个月后，20台65式37毫米双管高射炮静静排列在训练场，稀薄的柴油味里透着金属光泽。那位高个学生被编进五号炮，位置是炮弹手。让弹夹准确无误地压紧，仅用两秒不到，靠劲儿更靠节奏。夜训时搜索灯光扫过雪地，他默背要领：瞄准、压弹、退壳，一次都不能错。

两个月强化训练结束，高炮团接到“春耕支援”的命令，一列汽车把一个连拉到黑土地深处。这里本是国营友谊农场的四分场，地平线一望无垠。播种机隆隆作响，种子、化肥同抛进料箱，每亩各30斤。士兵们站在铁制踏板上，操作开沟器，抬拉之间，黑土扬起的灰粉落在军装上，如同给棉衣刷了煤灰。晚上回到营房，鼻涕都是黑色的，却没人嫌脏。

“速度要和开沟深度同步，慢了就重播。”农机师傅话音刚落，高个学生操作的那台播种机跑出两百米直线，黑土地被画出一道利落的深纹，引来一片口哨。春耕收尾时，农场技术员统计：八天完成原计划十天的任务，全部达标。

返营后，连队射击考核接踵而至。五号炮的弹夹声干脆利索，最短记录1.8秒，团长看表后点头示意：“记分。”紧接着组织识图测速，他凭记忆能把IL-28、Tu-16、米格-17的模型一口气对应标速，目标板上红线连成弧形，偏差不到五个密位。

同年秋天，连里需要副班长。政委在备忘本上写了三个名字，最终圈定高个学生。还没来得及高兴，新的岗位要求先到文化教员班集中培训。每月津贴从4元涨到5元，他却把钱换成练习本和铅笔。掌灯后，战友鼾声此起彼伏，他在被窝里点手电，抄《防空兵器识别手册》。有人半睡半醒问：“明天训练，你不困？”他只回一句：“别点名点到我落后就行。”

同年底，他的入党申请通过支部讨论。宣誓那天正好轮到连队灶房拉菜，他主动接过菜篮，油菜霜花蹭得一手冰凉，也没松手。战士小闵憋不住嘟囔：“副班长入党也得刷锅？”他笑笑：“党员多干点才对。”

部队里也有磕磕碰碰。四川籍战友王某文化基础薄、脾气火爆，经常跟人吵到面红耳赤。副班长把他拉到炮库边，递上纸和笔：“你说我写，家信照样寄。”王某憨笑：“那我给你洗衣服。”一个小小约定，让两人直到复员都没红过脸。1974年春，一纸转业命令下来，炮班里沉默许久，突然有人喊：“合张影！”闪光灯亮起，八张脸全被寒风吹裂，却都绷着笑。

回地方报到的列车上，他摸摸口袋，压弹手的老茧依旧粗硬。车窗外新麦正抽穗，零星的嫩绿与年初那片黑土地遥相呼应。高炮团留给他的，不止记录，不止勋章，更是一套严谨到骨子里的方法：先对齐坐标，再压实弹夹，然后一击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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