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龙鱼创始人不顾个人利益，为中低价购30万吨糖，彰显企业责任

近来新加坡面临两个难题，一是总理黄循财希望我们“放下对日本的历史”，另一个就是金龙鱼遭遇18亿天价罚款。虽说两个事件并没什么关联，但当下金龙鱼的处境真的是不太妙。

如果我们将时间的指针回拨半个世纪，剥开现代商业那层精致的包装，去审视其创始人郭鹤年的人生轨迹，你会发现那里记录着一次早已被多数人遗忘，却足以载入史册的“赔本买卖”。

那么，他都做了什么？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吗？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1973年，那是一个连一颗糖都可能成为政治筹码的年代，物资禁运的名单上，不仅有尖端技术，也有关乎百姓生计的基础口粮。就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外汇紧缺的关口，位于伦敦的一间酒店里，深夜的电话铃声显得格外刺耳。

电话的另一头，是心急如焚的中国外贸部工作人员。请求很直白，也很沉重：国家急需30万吨白糖。而在电话这头，接听者正是已在东南亚蔗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有着“亚洲糖王”之称的郭鹤年。

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几近无解的死局。当时的中国处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密封锁之下，想要通过正常渠道进口如此巨量的战略物资，无异于天方夜谭。

这笔生意如果接下，必须在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网络中隐形，一旦走漏风声，不仅糖买不到，他在东南亚苦心经营多年的商业版图、刚稳固下来的供应链，甚至整个郭氏家族的命运，都有可能因为被列入西方国家的“黑名单”而瞬间崩塌。

在商业教科书里，这叫“无限风险，极低收益”，是任何理性商人都避之不及的黑洞。郭鹤年连夜启程，几天后便悄然出现在香港，与当时代表中国外贸部的华润集团高层秘密碰头。在维多利亚港并不明朗的灯火下，一个庞大而隐秘的采购计划被敲定。

考验往往接踵而至，就在他动用自己在泰国、古巴以及全球的贸易网络秘密吸筹之时，国际市场如同嗅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糖价毫无预兆地狂飙。在他接单后短短几天内，国际糖价硬生生上涨了20%到25%。

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涨幅，对于一笔30万吨的巨额交易来说，这不仅意味着原有的利润空间瞬间被击穿，更意味着每发出一吨货，都要承受巨额的亏损。

这时候，摆在郭鹤年案头的一般有两条路：要么动用不可抗力条款解约，或者要求买方重新定价补偿差价——这在商业上无可厚非。要么，利用手中已掌握的部分货源，囤积居奇，反手在这一波暴涨中大赚一笔。

他的手下也确实这样建议过，在那个规则混沌的年代，无论是“毁约止损”还是“顺势套利”，似乎都是商人的本能。但郭鹤年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他把所有“精明”的选项全部堵死。

“国家信任我，我若自己掺一脚，那是对中国不忠。”这句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话，在当时并不是一句煽情的口号，而是一张实实在在的巨额支票。他不仅没有要求提价，反而坚持按照原定的合同价格执行，自己掏出真金白银，填平了那道被市场撕开的巨大差价鸿沟。

要知道，当时他的公司是彻头彻尾的私营企业，没有国企的兜底，也没有任何财政补贴，这笔垫资很可能让公司现金流断裂，甚至让这艘商业巨轮直接沉没。但在“利润”与“忠诚”的对峙中，他毫不犹豫地划掉了前者。

这场惊心动魄的“食糖暗战”，最终以中国顺利获得30万吨急需物资、郭鹤年默默承担损失而告终。这是一个关于“信义”的极极致样本，也成为了郭鹤年一生商业哲学的最佳注脚——在关键时刻，能够不看账本，只看家国。

祖籍福建福州的郭氏家族，虽然父亲郭钦鉴早年下南洋在马来西亚打拼，但“离乡不忘根”的家训始终流淌在血脉里。从25岁接手家族业务，到1957年在马来西亚建立第一家炼糖厂，再到后来被尊称为“糖王”，郭鹤年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北方那片故土。

1973年的那场豪赌赢了，赢回的不是金钱，而是难以估量的信任与连接。这种信任，在后来的改革开放岁月中，转化为了更具建设性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当改革开放的大门初开，外资大多还处于观望甚至撤退的状态。北京计划建设国贸大厦，这是一个象征着开放决心的地标性工程，却因为资金和技术的匮乏而迟迟无法开工。

前来谈判的几家外国财团，要么开出令人咋舌的高价，要么提出种种苛刻的附加条件，项目一度陷入僵局。又是郭鹤年站了出来，这一次，他拿出的不仅仅是勇气，更是实打实的5亿美元。

有人劝他，这种政治意义大于商业意义的项目，风险极大，很可能血本无归。他的回答却异常简单坦荡：“我在银行存着一个多亿美金，就是等着机会回馈祖国，花再多钱都不心疼。”

1985年，国贸大厦从停滞到重启，不仅立起了一座楼，更是在那个不确定的年代，给中国经济投下了一张最坚定的信任票。随着后来香格里拉酒店的拔地而起，以及嘉里粮油在中国的全面布局，他把“帮一件急事”变成了一连串长期的战略深耕。

时光流转，当年的“亚洲糖王”已至99岁高龄，但他对于这片土地的关切，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减，反而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微观。如果说1973年的糖是为了解决“有无”的问题，那么2025年的故事，则是在回答关于“未来”的命题。

就在2025年11月，上海举办的第八届进博会上，人们再次看到了益海嘉里（金龙鱼母公司）的身影，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八年赴约。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再是单纯的资金或贸易，而是一套名为“一粒稻穀的全价值开发”的技术方案。

在普通人眼里，水稻就是大米，但在郭鹤年的企业视野里，这是一场关于粮食安全的精细化战役。传统加工中被视为废料的稻壳和米糠，在他的工厂里被重新定义。尤其是米糠，这种过去只能做饲料甚至被丢弃的副产品，如今被提取出了高营养价值的稻米油。

按照他们的测算，如果全国年产2亿吨水稻的米糠都能被充分利用榨油，理论上可以产出约230万吨稻米油。这不仅仅是增加了几瓶油的问题，它相当于为国家凭空节省了1.1亿亩用于种植大豆的耕地。在耕地红线日益紧绷的今天，这是一种何其关键的战略腾挪。

不仅是“榨干吃尽”，益海嘉里还推出了一套“6步鲜米精控技术”，从田间地头就开始死磕“损耗”二字。鲜割、鲜谷、鲜存、鲜碾、鲜装、鲜食，这六个环节的无缝衔接，不仅仅是为了口感，更是为了减少粮食在收储环节的浪费。

数据显示，“鲜割”模式能减少5%的田间损失。如果将这一数据放到广袤的北方一季作区，每年减少的损失高达235万吨。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2100万人一整年的口粮。

从当年的30万吨白糖，到如今节约出来的百万吨级粮食，跨越半个世纪，形式变了，技术变了，但那份“为国家守住底线”的商业逻辑，依然清晰可见。

郭鹤年的一生，实际上是在向世人证明一个道理：当一个人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深度绑定，把“忠诚”作为商业决策的底座时，时间往往会给予他最丰厚的回报。

那句“我相信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一句漂亮话，它是郭鹤年在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中，给自己确立的最精准的人生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