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惧声名狼藉》｜她不是革命斗士，也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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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惧声名狼藉》

埃德娜·奥布莱恩 著

李思璟 译

《我无惧声名狼藉》这个译名，从内容的角度来说，取得并不好，甚至还带有误导性，或许是为了放入一系列具有反抗和情绪色彩的女性主义标签书系，由此把“勇敢斗争”的叙事强加给了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其实这并不属于她。

不过，如果真的直接用“《乡村女孩》回忆录”这种模式，就有点像白人饭。

我感觉在中国当下的市场，不一定大家都不愿意去看，但出版人可能不敢冒这个险。毕竟这是一个上世纪的老爱尔兰作家回忆自己成名之路，或者追求文学梦想的故事，还没有那么多劲爆的名人八卦（至少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多），似乎不是当下读者的“刚需”，也好像无法切中所谓的那些浮于表面的“痛点”，尤其是对于那些渴望得到启示、引领的“读者”来说。

这其实是出版业对市场的一种假想。

这一点我再补充些题外话。网络上极端化的表达往往会更容易吸引注意力，引起争议。而乐意在网络上表达的个体，也往往会因为这样的模式而获得更多的流量和关注倾斜（或许也可以算作是所谓的正反馈），而进一步让表达变得更极端。

出版机构在思考读者时往往会希望切身关注读者的需求，而采集或者感知到的信息可能就是文本要有更为强烈的自我表达和情绪引导，这就进一步使得文化市场的供给也变得极端化，语言腐化就会像餐饮环境的重油重盐重糖，比拼更能提鲜的调味料一样，变得聒噪且喧嚣。

结果就是，大批严肃读者的逃离。

这可能是大家都有目共睹但无法阻止，反而只能添柴加火的趋势，应了陈奕迅的《浮夸》，折射出当下内容供给侧对读者的不信任和不安全感。

而顺应潮流那么做，诚然会加剧这种不信任感。严肃的读者会感觉到这种表面的表达，与作品本身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与真正能够走进人心的文字之间产生了错位。

而那些希望在这类文本中找到战斗口号或者革命叙事框架的读者，同样也会大失所望。

因为在这本书里，奥布莱恩诚然表达出了对分裂“斗争”的厌恶。比如在一开始老情人要求她签署与家人决裂的文本时，她十分犹豫，甚至希望不签。

你死我活的斗争，被辱骂，被指责是旁人试图理解她的重要标签，是她的处境，但是并非她渴望的生活和真正的自我表达。

由此，把她塑造成一个斗士，是对奥布莱恩最大的误解。

相比于“文学斗士”和“文学恶女”，她更像是充满文学理想的爱尔兰版的嘉莉妹妹。

她在乡郊出生，可她这里的乡村这并非我们华语读者所理解的那种凄苦的山村，爱尔兰是重畜牧业的国家，她家有平原田地、还有仆人，某种意义上算是半个贵族。在回忆录中她最后还做了DNA检测，虽说带有些玩笑性质，但确实她对自己的贵族身世多少有些自豪。至少从社会地位来看，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低贱的，这让她在面对经济窘迫时感到更加难堪，而贫穷才是她真正的处境，在回忆录中，她甚至被指派去问门房借钱。

也正是这样地位与财富的不对等，精神追求和现实的错位，再加上她父亲酗酒且挥霍，促使她去追求更宏大、更具使命感的梦想，这是她走上文学之路的原因。

显然这本身就是一条追逐或者说恢复声名之路，何来无惧声名狼藉一说呢。当然，这也仅代表我的观点。

真正读过奥布莱恩这部作品的人，从她的讲述、表达以及经历中，确实会发现原标题“Country Girl”与文本非常契合，因为这就是她自身经历的阐述。

只是如果单纯翻译成《乡村女孩》，或许会被误解成一个类似《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这类作品讲述的励志故事。

书中，她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不同的处境下，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她离开了乡村，但身上依旧带着自然乡村气息的烙印，而且在她的语境下，乡村并不老土，反而能承载更多神秘感和更丰富的自然气息。

也就是说，纵使她最后出入文学沙龙，甚至受希拉里邀请前往白宫，但她的根源来自爱尔兰的自然乡村，如果还是无法在头脑中建立联系，可以把她曾经的处境比作破落缺钱的低配版唐顿庄园。

由此，无论她住在英国，还是后来去其他国家，她都带着爱尔兰的语境和框架，这是她出走的故乡，同样也是她精神的原点。

更进一步说，奥布莱恩对于极端主义实际上是厌恶的。无论是在面对他人的攻击和指责时——她本人就是亲历者，由此她不能说不恐惧，更是表现出了忧心忡忡的一面，尤其是在爱尔兰经历过宗教和政治的极端冲突后，这种回归和平与对话的意识在回忆录中从若隐若现转而变得愈发浓郁。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她不是一个崇尚革命的人，她不是那种一往无前，想要推翻一座座大山的人，她是那个亦步亦趋地向前，又不断回望的“乡村女孩”。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1936年出生的她和当下的读者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诸如波伏瓦等人所激烈表达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还十分遥远，甚至就算风靡一时，也不一定会得到她的支持。

她的精神气质更像是我们曾经共读过的布尔加科夫，在动荡和分裂的斡旋之中回望和想象着曾经端庄且雅致的乡村生活，但却被不同媒体和表达援引、曲解，实际上她从未进入过之后日渐纷乱、充斥着两性对立表达的时代，至少在精神层面并非如此。

书中也能看出来，她是一个对爱情充满理想的人。在婚姻不断受挫后，她对与男性的沟通充满期待，但又不可避免地感到绝望。

不过她的睿智体现在她的思考之中。在文中，她提到，所有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都是因为两性之间的隔阂所构建的。这或许源自她对生活和两性情感的理解，也侧面展现出了她对这种隔阂、分裂的关注，但又希望能够产生对话，寻求链接。

甚至在晚年，她依然渴望、向往自然生活，这并非她渴望回归，因为她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曾经追逐的宏大文学幻梦的底色，本就是她所渴求的充满尊严和荣光的自然生活。

她一生的努力，不是为了与过去决裂，而是渴望在摆脱窘迫之后，回到自己的精神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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