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时代被处决的第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醒腥风血雨。”

陆洪恩，男，1919年出生，毕业于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后出国深造。1950年回国，入上海交响乐团任定音鼓手，1954年任乐团指挥，1966年5月28日因 “反动言论”被逮捕。1968年4月27日，在L昭被杀害的前两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陆洪恩死刑，立即执行。

和陆洪恩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六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对这场集体屠杀，当时的上海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了现场转播，《解放日报》等作了报道和评论，判决公告贴满大街小巷，是上海市轰动一时的大事。

一九六六年底，我因参予三哥刘文辉书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犯反革命罪被关押进上海第一看守所，四个月后我哥哥成了文革中惨遭公开枪杀的第一人。我坐牢时结识了难友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一直相处到六八年四月，看着陆先生走上断头台。

陆先生在临刑前留下遗托给我：“小兄弟如能出狱的话，请详尽转告我儿子，我是如何死在监狱里的。”六九年我第一次出狱，戴反革命帽子管制在厂时，冒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照着他生前留给我的地址，偷偷摸到北京新村一个叫望德堂的天主教堂旁的住宅，不料见门铁锁，杳无人影，不知他的儿子去哪里了。

后听邻居说，他十六岁的儿子已被发配去了新疆，妻子已被扫地出门赶走了。当时我含泪长叹：“陆先生，我没有完成你的遗托，你家属正遭受株连。我真想对你儿子说：年轻人啊，你父亲死的好惨啊！但他斗争到最后一口气，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那时我发誓，有生之年一定会完成陆先生的遗托。以后我又进了监狱，十三年后九死一生获平反，时间一晃三十七年过去了。

经王友琴和当年难友找到陆的儿子是零四年底，我在海外出版了自己的传记文学《风雨人生路》，里面有二节详细叙述了这位音乐家最后走上刑场的一幕，及我寻他儿子的经历。

不久，我的书被在美国的王友琴女士读到，她来电转告了我一直想寻找的陆洪恩儿子的资讯，另外又得到当年难友陈古魁（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的帮助，终于联络到了陆洪恩的儿子陆于为。

事隔三十七年，当我向陆于为叙述他父亲遗托和临死前这段牢狱惨状时，这位五十五岁画师，一边听一边眼眶涌出一串串泪水。他痛苦的说：三十七年过去了，他那已麻木、平静、认命的生活被我的讲述掀起了波澜，心灵被震撼。

这几天他反复读了《风雨人生路》，彻夜难眠，痛苦不堪。他一再含泪说：“想不到父亲死得这么惨，这么苦，这么壮烈！想不到自己和周围的人们对文革遗忘得这么快！”

他一再感谢我对他父亲临死前几个月的照顾，和有胆量写出这段珍贵感人的历史。陆于为给我看了一些父亲生前的照片和别人写的回忆文章。

对着相片上这位四十七岁，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六八年送上天堂的那个身体佝偻，白发苍苍，俨然古稀老人的信仰天主教的音乐家陆洪恩。二年不到，牢狱把他折磨得截然两个人形。

据陆于为回忆，一九六六年五月廿八日那天，上海交响乐团继续学习讨论《评“三家村”》，父亲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他走到父亲跟前，低声说：“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的发言，你不要讲话了吧……”因为他听母亲说廿六日学习时，由于爸爸讲了一些不应讲的真话遭到批判。父亲轻轻摸着他的头说：“放心吧，于为，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霾的早晨，他目送父亲一步一回头走出家门，谁能料想，从此父亲再也没有回家。夜里单位同事来告知，这天父亲在别人不断围攻批判他修正主义思想时，父亲耿直、倔强、宁折不弯的品性又一次仗义执言、滔滔不绝、慷慨激昂、语惊四座。

他正义怒吼：“我看不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文章有什么错误，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万岁。”后来父亲直接被单位扭送进公安局。当他以反革命罪被拘捕后，在上海芭蕾舞学院教钢琴的母亲也遭了殃，陆于为受株连，三个月后被发配去了新疆。

陆于为说：“十三年后，七九年九月父亲被平反，落实政策后我才批准回上海。父亲没有留下骨灰，没有遗书，所有音乐手稿被抄，上海交响乐团就交给我一根父亲用过的指挥棒留念。八一年遭受十年文革折磨的母亲，身心憔悴，疾病缠身后去世了，一场文革灾难使我家破人亡。

尽管我目前生活平静，但文革这恶梦阴影还一直笼罩着我，残酷惨烈的Z治运动改变了我的性格。使我变得胆小谨慎，没有了棱角和斗志，我一直想知道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死的？父亲究竟干了什么？造成Z春桥等人非要杀他这样一个高级知识份子？

读了刘先生的《风雨人生路》才明白。我心痛、我愤恨，但又无奈。记得上海文化局为我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遭到有关部门拒绝。我真无可奈何！我不奢望什么，我甚至不希望自己孩子知道爷爷惨烈的事迹，怕像我一样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下。我大声呼喊像我父亲的事不要在中国大地再发生了，但愿中华民族不再出现醒腥风血雨。”

这位敢讲真话、敢仗义执言、大义凛然的知识份子在疯狂泯灭了人性和真理的红色恐怖年代，他悲惨命运的开始一幕与死亡降临的闭幕，惊人的相似。真希望后人千万不要患文革健忘症，应该深刻彻底地反思这场民族的灾难，否则将是民族的悲哀。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

1968年4月2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上海革命文化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判处6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死刑并立即执行。这6名被五花大绑的『十恶不赦』中，有一个头发惨白稀拉、身体瘦瘪伛偻、看上去足有70岁的古稀老头。

当大喇叭读到他的名字时，人们都惊呆了：陆洪恩？天哪！他是陆洪恩？他就是以前那个气质高雅、风度翩翩，在舞台上挺拔鹤立、动作潇洒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吗？ —— 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只有49岁呀！他到底做了什么『不赦』的大恶？他沦落到如此模样，到底经历了什么？

1966年5月，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拉开了『史无前例』的序幕。在乐团讨论姚文元的文章时，埋头于音乐、政治嗅觉迟钝的陆洪恩直言不讳：海瑞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退田减徭役、治理吴淞江，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这都是事实。

在又一次的讨论会上，有人指责陆洪恩『修正主义』。这使得性格爽达刚正的陆洪恩怒不可遏，他起身叫道：『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我这也算修正主义，那我就喊「修正主义万岁！」』

几秒钟的死寂之后，有人高喊：『陆洪恩，反革命！』接着一群人冲过来，不由分说将陆洪恩反剪双手，押送到公安局，公安局随后将他押至上海第一看守所。

陆洪恩的狱中好友刘文忠先生1979年平反出狱后，写下了《风雨人生路》一书，书中详细记述了陆洪恩的狱中惨状。在1966至1968的两年中，陆洪恩无数次被各派红卫兵和造反派从监狱提出，押至各种场合进行批斗，每次都被打得遍体鳞伤。

一次，他被拉去做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的陪斗。红卫兵把浆糊桶扣在贺绿汀的头上，逼迫贺绿汀在地上爬行。对此，陆洪恩义愤填膺，怒斥红卫兵的恶劣行径。红卫兵立刻将他踹翻在地，打得他鼻口流血。

那两年，对他来说是炼狱。从他入狱那天起，他就被反铐双手，这使他吃饭、解手和睡觉都十分困难。可以想象，一个人被反铐双手整整两年，那是怎样的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看守对他格外『照顾』，暴打是他的家常便饭。他无数次被打得头脸变形、两耳流脓、眼睛浑浊，身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有一次开饭的时候，看守让人把陆洪恩的饭菜倒在地上，命令他趴在地上像狗一样舔着吃。面对如此凌辱，陆洪恩愤怒至极，他嘶哑地喊道：『什么文化大革命？这是大革文化的命！』看守似乎就在等着他的这些话，他的话音刚落，就把他拉出监房，又是一顿暴打。

非人的折磨，使这位音乐家迅速衰老，才四十几岁，他就背驼腰弯、头发全白并且大片脱落，看上去俨然七十老翁。一天深夜，陆洪恩似乎预感到什么，他把刘文忠悄悄叫到身边，流着泪对刘文忠说：『小兄弟，你如果有机会出去，我托你两件事：

第一，帮我找到还上初中就因为我的事被发配到新疆的独生儿子，告诉他，他的父亲是怎样死在监狱中的。

第二，将来你如果有机会离开中国，就帮我走访我一生向往的音乐之乡维也纳，在贝多芬的墓前帮我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

之后不久，陆洪恩预感的那一天来了。1968年4月20日，训导员把陆洪恩所在监房的14个犯人全都叫到训导室，问陆洪恩：『你究竟要死还是要活？今天你表个态！』陆洪恩沉默片刻，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自己的就死演说：

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

自从十四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十八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开始从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百花齐放、争妍斗艳。西方的民富国强哪里来？我国的民穷国弱又哪里来？

世界在两极分化，西方社会在搞工业革命，科教兴国，振兴经济建设；而我们 ……（删去500字）堂堂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8个样板戏，这只能证明我们民族已在走向文化沦丧……

我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抱着一颗报效祖国的心忠贞竭力、奋发工作，谁知落到这等半死不活的地步，我这样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 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革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那么我宁愿去死！』

陆洪恩利用生命给予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痛快淋漓地演讲了足足15分钟。这堪称一篇视死如归、气壮山河的檄文！壮哉！陆洪恩！他终于把心中的块垒酣畅淋漓地吐出，自觉死而无憾了。

30分钟后，陆洪恩被砸上镣铐扔进牢房。他的嘴里、鼻孔、眼角流着鲜血，几乎被殴致死。一个星期后，陆洪恩哼着《庄严弥撒》走上刑场。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指挥家，陨落了。

1979年，陆洪恩平反，被宣告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