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东芝、佳能和阿迪耐克都搬去越南，剩下的市场都归我们了？

三星、东芝走了，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走了，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现在就连佳能也关闭了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

佳能中山工厂的最后一条生产线静默停机时，这座承载二十余年工业记忆的万人工厂，终究沦为了寂静的空壳。

这一幕并非孤例：三星早已将核心手机制造基地迁至越南，东芝关停大连变压器工厂后把产能转向泰国，阿迪达斯与耐克更是将超六成鞋服产能扎根越南。

一连串产能转移事件，让“外资撤离中国”的论调一度甚嚣尘上。

但拨开舆论的迷雾便会发现，这场看似“集体出逃”的产业变动，绝非简单的地域迁移，成本重构与政策红利的双重引力，正是外资产能向东南亚倾斜的核心逻辑。

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言，人力成本的悬殊足以直接改写企业的利润曲线。

2025年，珠三角制造业工人月薪稳定在6000至7000元，而越南同岗位薪资仅3000元上下，耐克越南代工厂工人时薪甚至不足4元，仅为中国莆田工厂的五分之一。

人力成本之外，土地租金十年间三倍的涨幅、环保合规标准的不断提升，让依赖规模效应的中低端制造企业倍感承压。

东南亚国家的政策组合拳，更让这种成本优势如虎添翼。

越南推出阶梯式所得税优惠，符合条件的制造企业可享受“四年全免、九年减半、十五年再享10%减免”的重磅政策，固定资产投资还能免征进口税；

泰国则精准聚焦电子产业，为半导体企业量身定制专项研发补贴。

更关键的是区域贸易协定的红利释放，越南已签署17项双边及多边自贸协定，依托RCEP框架，其对美欧出口能享受更低关税壁垒，这无疑成为吸引外资的关键筹码。

这种“成本洼地+政策红利+贸易便利”的三重优势叠加，让东南亚顺理成章成为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布局的首选之地。

但产能转移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东南亚在承接过程中，正深陷产业链断层的阵痛。即便越南已是耐克全球最大生产基地，其鞋服产业80%的面料、鞋带等辅料仍需从中国进口；

电子产业的短板更为突出，三星越南工厂组装的手机，芯片、显示屏等核心部件仍依赖中国台湾和韩国本土供应，越南仅能承接附加值不足15%的组装环节。

这种“核心部件在中国、组装在东南亚”的格局，恰恰印证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深层不可替代性。

事实上，外资产能的“选择性撤离”，反倒为中国制造业“腾笼换鸟”创造了宝贵契机。被转移的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环节，研发、核心部件制造等高端环节依旧扎根中国。

佳能关闭中山工厂的同时，其苏州研发中心逆势扩招200名工程师，专攻工业打印机核心技术；东芝撤离大连后，将新能源变压器研发业务留在上海，与本土企业联手攻关特高压设备。

产业升级的浪潮中，中国制造业正加速从“规模领先”转向“效率领先”。

面对昌硕科技等代工厂的转移，立讯精密接手后迅速推进自动化改造，昆山工厂机器人密度达到传统工厂的三倍，不仅让不良品率下降五成，生产效率更提升22%。

与此同时，新兴产业正崛起为新的增长引擎，比亚迪2025年前10月销量达370.19万辆，海外出口同比激增155%，其自研电池技术更形成强大磁吸力，让全球新能源产业链加速向中国集聚。

从全球视角审视，这场产能重构正催生“中国研发+东南亚制造+全球市场”的新型分工体系。

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数据精准印证了这种互补性：2024年中国对东盟出口中，机械设备、电子元件占比达45%；而东盟对中国出口中，农产品和初级加工品占比超五成。

显然，这种分工绝非“零和博弈”，而是全球制造业依据不同区域要素禀赋，进行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

佳能、三星等企业的产能转移，与其说是外资的“逃离”，不如说是全球制造业的“新陈代谢”。

未来的竞争焦点，早已不是单一环节的成本比拼，而是全产业链的协同效率与创新能力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