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挺身队”这五个字,听着像啦啦队,其实是把刀子。1938年,上海杨家宅仓库挂出“食堂”招牌,门口站岗的士兵只让穿军裤的人进,里面却是清一色的榻榻米隔间,墙上钉着编号,像牲口棚。老兵回忆,排队顺序按军衔,少佐以上可以“包夜”,价格两日元,不够买半包军粮,却是姑娘们一天的口粮钱。
后来有人翻档案,发现那两日元根本不经她们手,直接进军需处账本,条目写得体面:“特殊茶水费”。更荒唐的是,军部还配了“营业时间表”:早七点半到晚十一点,中间留四十分钟“消毒”,其实就是冲一冲,接着换下一批。医生每周来一次,填的不是病历,是“弹药损耗表”,梅毒标红,塞药继续上岗。
最惨的是被骗来的朝鲜学生。1943年,釜山女校组织学生“去名古屋缝军服”,火车却一路开到哈尔滨,车门一开就是零下三十度,军曹发棉袄,领口缝着号码,从此名字被抹掉,只剩“番号丙-17”。战后活下来的朴奶奶说,她最恨的不是兵,是那年冬天没死成——回村后被亲戚指着鼻子骂“洋公主”,连亲哥都不让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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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科书把这段改成“部分民间业者参与”,好像只是擦边生意。可铁证是:每个慰安所都有宪兵站岗,逃跑当场枪决;每月定额“补充”少女,由宪兵队负责“募集”;连避孕套都印着军徽,整箱随军列运往前线。这不是生意,是编制内的“军用设施”,跟炮台、仓库一个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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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韩国校园里还留着“周三抗议”,每周三中午,幸存奶奶们去日本使馆前坐一小时,不管刮风下雪。她们不要钱了,就要一句“国家犯罪”四个字。去年冬天,最后一位中国海南的奶奶也走了,临终只会说两句普通话:“疼”和“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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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没给她们青春,至少别再偷走她们的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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