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总说高句丽是属于他们的历史文明，那国际上都怎么看？

文/胡铁瓜

如果上外网会经常看到这么个搞笑的事情，那就是韩国人提及历史总是把高句丽化为他们韩国的文明！而我见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会扔下一句话告诉他们，全世界特么没有人承认过什么韩国文明，你们所谓的文明叫古朝鲜文明或者大同江文明，而且就是个次生文明！

那么国际上对于高句丽的历史归属是否被韩国人带偏了呢？我只能说这真特么有点难！

就说曾经吉林省集安市博物馆的一次常规展览，早就用一件实物给出了关键线索——那枚“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静静躺在展柜里，通高2.8厘米，印面2.4×2.3厘米，重约88克，马钮与印身一体铸造，印文“晋高句骊归义侯”工整清朗，完全是西晋官印的典型风格。这方历经千年流转、曾流散日本私人藏家手中，2025年春季在香港嘉德拍卖会以1079.7万港元成交，最终通过捐赠回归故土的金印，以最直接的方式印证了西晋王朝对高句丽首领的册封关系，也让这场跨国历史争议再次浮出水面。

这枚金印本是学术界研究古代宗藩关系的宝贵资料，没想到在社交媒体时代成了公众热议的焦点。历史文物往往成了现代身份认同的投射对象，韩国学界对此反应迅速，有学者在媒体上直言：“册封关系恰恰证明了高句丽是独立政治实体，否则何需中原王朝特意册封？”这种解读和中国学界的主流观点针锋相对，也让高句丽历史认知的根本分歧暴露无遗。更有意思的是，这方金印并非孤证，它与现存6方“晋高句骊率善”铜印共同构成了完整证据链，经“科技检测+传统目鉴”确认，其形制规格、合金配比与西晋授予其他少数民族的金印完全一致，作为目前发现的涉及高句丽册封的最高级别印信，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西晋时期高句丽处在中原王朝的有效管辖之下。

要知道公元前37年，扶余王子朱蒙在辽东地区建立了高句丽政权，最初的都城定在纥升骨城，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这座山城选址极为险要，西凭峭壁，南、北、东依山势于凹伏处以板状石块垒筑城墙，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300米，南有城门，城内还有建筑台基址和水泉，完全是中原边疆防御体系的建筑风格。更关键的是，这个建国地点位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就已在这片区域设置玄菟郡，将高句骊地设为县治，这意味着高句丽从诞生之初，就处在中原王朝的行政框架内，本质上是一个在中原王朝边疆地区兴起的政权。

但韩国学界有完全不同的叙事。首尔大学名誉教授慎镛厦就提出，古朝鲜文明才是高句丽的真正源头，说这个文明起源于公元前30世纪的大同江流域和辽东地区，甚至比黄河文明还早。他想把高句丽打造成这一“古文明”的继承者，构建一条独立于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可历史时间线不会说谎：高句丽政权前后持续了705年，其中前400多年的都城都在鸭绿江北岸的中国境内——公元3年琉璃明王将都城迁至国内城（今吉林集安），与丸都山城形成“平原城+山城”的组合防御体系，这种城郭布局完全承袭了中原王朝的都城规划理念，直到公元427年才迁都平壤。迁都只是势力范围的扩展，根本没切断它和中原的政治文化联系，就像一棵大树，扎根在中国东北的土壤里，就算树枝伸到了邻居家，根系也从没挪过窝。

韩国学者一口咬定高句丽是朝鲜民族的直系祖先，但史料和考古发现却给出了不同答案。目前学界主流的“多源多流说”认为，高句丽族源的主体是东北的秽貊族，融合了扶余人、高夷、沃沮人等多个族群，朱蒙作为扶余王子只是政权建立者，并非整个民族的唯一源头。《三国志》明确记载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朝鲜、濊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其族群构成与朝鲜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马韩、辰韩、弁韩）差异显著。而韩国学者刻意回避这一史实，甚至篡改族源叙事，本质上是为了给“高句丽归属韩国”的论调寻找民族学依据。

聊完起源，再看最基础的地盘问题——古代文明的归属，核心区域在哪，往往是最硬的判断标准。高句丽全盛时期的疆域横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东至日本海，西以辽河为界，北达今吉林省珲春市一带，南到北汉江以北，但按史料记载的疆域测算，超过80%的领土都在今天的中国境内。朝鲜半岛北部那不到20%的区域，还是唐朝灭亡高句丽后，半岛政权慢慢蚕食过去的，根本不是高句丽一开始的核心区。

咱们可以看看文化遗产的分布：吉林省集安市一地就有42处高句丽遗址，包括国内城、丸都山城、长寿王陵和好太王碑这些核心遗存。国内城作为平原城的代表，平面呈长方形，城墙用石砌筑，设有瓮城、角楼和垛台，西临洞沟河，另外三面设有壕沟，完全是中原城市的防御格局。丸都山城作为其附属山城，与国内城相距仅2.5公里，形成了“山下主城、山上卫城”的完美搭配，这种城郭体系在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凤城凤凰山山城等多处高句丽遗址中都能看到。光集安一地的高句丽古墓就有近7000座，其中14座是王陵、261座是贵族墓葬，而朝鲜半岛境内的高句丽遗址不仅数量少，且多为晚期小型墓葬，缺乏完整的都城和王陵体系。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结果更能说明问题——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朝鲜同期申报的相关遗存因缺乏核心价值支撑未获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遴选依据中明确指出，高句丽古墓壁画是高句丽王国文化和时代的杰作，陵墓建造展示了巧妙的工程解决方案，其丧葬习俗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评价的核心依据全部来自中国境内的遗址。反观韩国，境内几乎没有完整的高句丽都城遗址，墓葬数量和规模远不如中国，所谓“高句丽核心在朝鲜半岛”的说法，从考古发现上就站不住脚。

再说说人口流向，这是最能戳破谎言的关键。高句丽灭亡时，总人口大概有348.5万，这个数据并非凭空估算，而是依据《通典》《新唐书·地理志》等史料记载的户籍信息，结合其疆域内的耕地承载力和军队规模推算得出的。其中还包括不少隋末留在当地的汉人，《资治通鉴》里就记载，唐朝使者去高句丽，走到哪都能见到中国人，自称是隋末从军留在当地的，这部分人差不多占了高句丽总人口的一半。

公元668年唐朝联合新罗灭掉高句丽后，没让这些人留在原地，而是大规模往中原迁徙。《新唐书》里明确写着，先后迁了30万户约150万人口，包括皇族、贵族、官吏和工匠，分散安置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等地。这些迁到中原的高句丽人，后来慢慢和汉族融合了，现在汉族里的高、李、王、全这些姓氏，不少就是他们的后裔。辽宁台安县大高丽房子村就有一支高氏家族，据其家谱记载是高句丽长寿王的后裔，如今早已完全汉化，语言、风俗习惯与汉族毫无二致，调查时他们明确表示没有改为朝鲜族的意向。洛阳北邙山还出土过泉男生、高慈等高句丽贵族的墓志铭，铭文详细记载了他们归唐后在中原任职、定居的经历，成为民族融合的直接物证。

韩国有学者说“高句丽大部分人口逃亡到百济和新罗”，这里面有个很关键的逻辑漏洞。当时新罗的总人口还不到一百万，《三国史记》记载新罗鼎盛时期的户数仅为17万，按每户5人计算，总人口不足85万，其疆域内的耕地面积仅能养活这么多人。如果高句丽真有上百万人口迁入，相当于让新罗的人口瞬间翻倍，这在农耕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古代粮食产量极低，每亩地年产粮食仅百十来斤，新罗的耕地面积根本承载不了额外的百万人口，更别说安置这么多人的居住和管理问题。

《三国史记》里其实也间接否定了这种说法，书中记载当时投奔新罗的高句丽贵族，最多的一次也就四千多户，加起来总人口才三万多，连高句丽总人口的零头都不到。而且这些迁入新罗的高句丽人多为底层平民，缺乏文化和政治影响力，根本无法构成文明传承的主体。就像有人说“中国一半人迁到越南”一样可笑——越南现在才九千多万人口，真要是迁过去七个亿，别说种地吃饭，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古代是农耕社会，人离不开土地，人口流动必然受到耕地和粮食的限制，韩国学者的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常识和人口学规律。

人口和地盘都清楚了，再看文化基因——文明的根在哪，从来不是靠嘴说，而是看它的文化内核来自哪。那枚“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本身，就是中原王朝与高句丽政治关系最直接的物证。这种册封可不是孤例，从东汉光武帝开始，中原王朝对高句丽首领的册封就没断过：公元32年，光武帝册封高句丽首领邹牟为“高句丽王”；曹魏时期册封其为“高句丽王、乐浪公”；西晋延续这一制度，册封其为“归义侯”，形成了制度化的宗藩关系体系。韩国学界说“册封证明独立”，其实是不懂古代宗藩制度的本质——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边疆政权、附属国的册封，本身就是主权归属的体现，就像明朝册封朝鲜国王，难道能说朝鲜当时是独立于中国的“文明主体”吗？

在政治制度上，高句丽更是全面模仿中原。它设立“五部制”，对应中原的州郡体系；借鉴科举制度选拔官员，《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设太学，教子弟以《五经》”，历代国王都使用汉、魏、晋、隋、唐的年号，官方文书全是汉字书写，根本没有所谓的“古朝鲜文字”。好太王碑立于公元414年，碑身上1775个汉字不仅记录了好太王的功绩，更用汉文化的表达方式，展示了高句丽上层对中原文化的深刻接纳，碑文中“皇天”“天帝”“受命”等概念直接承袭中华文明的天命观，连行文风格都与中原碑刻如出一辙。

文化生活层面，中原文化的影响更是无处不在。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长寿王墓（将军坟），虽然外观有自身特色，但其方坛阶梯式的建筑形制，明显受到中原秦汉王陵的影响——秦始皇陵的封土形制、汉代的方坛墓结构，都能在将军坟上找到痕迹。高句丽古墓中的壁画题材丰富，宴饮、歌舞、狩猎等场景里的人物服饰、器具形制，处处都是汉文化元素：四神墓里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角抵墓里的摔跤场景，长川1号墓里的佛像和飞天，都与中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风格高度一致，甚至连绘画技法都完全相同。

更能体现文化传承的是物质遗存。吉林集安北头东南遗址出土的高句丽冶铁遗存，包括炉壁、炉渣残块和各类铁器，其冶铁技术明显源自中原——炉型结构与河南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的高炉极为相似，出土的铁铧、铁镰等农具也与汉魏时期中原地区的形制相同。《三国志》记载高句丽初期“虽力佃作，不足以实口腹”，农业生产落后，正是中原先进农具和耕作技术的传入，才推动了其农业发展，这一点在通化博物馆展出的高句丽农业工具中得到了充分印证。此外，高句丽出土的货币是模仿中原的五铢钱，鎏金器的纹饰和工艺源自中原，黄釉陶器的造型也能看到中原汉陶的影子，这些物质文化遗存共同构成了高句丽文明的中原文化基因。

这里面还有个最容易被混淆的点，就是把“高句丽”和“高丽”弄混了。咱们说的高句丽，历史上叫“高氏高丽”，灭亡于公元668年，而韩国历史上的高丽，是公元918年建立的“王氏高丽”，两者之间差了250多年，相当于从唐朝中期到宋朝初期，根本不是一回事。

从地盘上看，高氏高丽的核心在东北，王氏高丽的核心在朝鲜半岛南部，从族源上看，高氏高丽源自扶余族和秽貊族，王氏高丽源自半岛南部的三韩部落，就连统治者都没关系，王氏高丽的开国君主王建，自己都没说过是高句丽的后裔，他在临死时亲授的《十训要》中明确说自己出身平民，“赖三韩山川阴佑”统一了三韩，其后代也一直以三韩人自居。韩国学界故意把这两个“高丽”等同起来，本质上就是偷换概念，想靠名字相似就硬凑历史传承，这种操作在正经历史研究里根本站不住脚。

其实这场争议从学术圈蔓延到民间，还有个关键转折点——2002年至2003年中国的“东北工程”。这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辽宁、黑龙江两省联合开展的大型学术项目，旨在系统研究中国东北边疆的历史与现状，其中将高句丽史明确纳入中国边疆史研究范畴，这一学术举措触碰了韩国民族历史叙事的敏感神经，引发了韩国方面的强烈反应。2003年，韩国17个学术团体联合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停止将高句丽编入中国史”，甚至威胁向国际法院起诉，韩国政府还在《纽约时报》刊登广告，伪造“高句丽统治满洲”的地图，企图制造国际舆论压力。

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议的学术源头其实与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有关。近代最早热衷于研究高句丽历史的是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稻叶君山等学者在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资助下，成立了“满铁历史调查部”，其研究目的并非探求历史真相，而是为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寻找“历史依据”。他们刻意强调“满韩一体”，将高句丽描绘成连接满洲和朝鲜半岛的“历史桥梁”，这种观点后来被韩国部分学者继承，成为其主张高句丽归属的理论基础。但随着二战结束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这种服务于政治目的的虚假叙事早已被国际学界摒弃。

2004年中韩达成“五项谅解”，同意在学术研究中保持客观、谨慎，但民间的认知冲突并没平息。2012年集安市郊麻线河畔出土了一块高句丽时期的石碑，内容与好太王碑相关，韩国方面立刻表现出极大兴趣，不仅企业资助多场学术会议，还有学者公开要求中国将石碑“归还韩国”。面对这种无稽之谈，连日本学者都忍不住反驳：“石碑上的汉字你们都看不懂，凭什么说是你们的？”这句话戳中了关键——高句丽所有的文献资料、碑刻铭文都是用汉字书写的，韩国现在使用的谚文是15世纪才创造的，与高句丽时期的文字系统毫无关联，所谓“文化传承”根本无从谈起。

国际学术界对这件事的态度其实很明确，大多采取中立立场，但几乎没有学者认可“高句丽属于韩国文明”的说法。美国学者魏特夫在《中国社会史：辽》中明确将高句丽纳入中国古代边疆政权体系，日本学者池内宏通过考证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册封关系，认定其为“中国东北的地方政权”，欧洲汉学界的主流观点也认为，高句丽是具有多重文化特征的东北亚古国，其核心文明传承源自中原，属于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就连韩国学界自己都存在分歧，不少理性学者承认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密切联系，只是迫于民族情绪不敢公开表态。

韩国之所以执着于把高句丽算进自己的历史，说白了就是历史焦虑。韩国的古代史大多与中原王朝有着藩属关系，李氏朝鲜时期甚至需要定期向明朝、清朝朝贡，其早期历史缺乏独立起源的原生文明实证。而高句丽作为东北亚历史上的强国，存在时间长达700余年，拥有辉煌的文化遗存，韩国方面想通过“嫁接”高句丽来拉长历史、增强民族认同感，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不能违背历史事实。

咱们不是要否定朝鲜半岛和高句丽的一点关联，毕竟高句丽的部分疆域曾延伸到半岛北部，也有少量人口迁入新罗，但这只是文明传播过程中的边缘影响，根本够不上“归属”的程度。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其部分势力范围也曾延伸到中亚，但没人会说这些政权属于中亚国家，道理是一样的。

说到底，判断古代文明的归属，不能靠情绪和口号，得靠实打实的历史证据。高句丽作为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基于领土、人口、文化、遗迹等多重史实的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看法。

那些说高句丽是韩国文明的论调，要么是没搞懂基本历史常识，要么是故意混淆概念。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学术共识也不是靠炒作就能改变的。当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发声支持，那些基于民族主义的虚假叙事终将不攻自破。

另外，现在也幸好是我们国家处于强盛时期，一旦我们衰落，那么类似韩国这样的次生文明肯定会更肆无忌惮的跳出来抢夺篡改历史，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心慈手软，有合适的机会就要一劳永逸的消除这些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