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竟不是西天取经第一人？

向大海彼岸表达虔诚

（节选）

作者：常任侠

本文摘自

《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

1985年12月3日，中国第一条货轮海运邮路开通，为现代物流史写下新篇。然而，中华民族面向大海的探索，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和壮阔。

这并非历史的起点，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伟大传承。早在公元399年，高僧法显便以血肉之躯劈波斩浪，踏上了“海上丝绸之路”，其归程之艰险，堪称一场伟大的壮举。学者常任侠在《海上丝路与文化交流》中深刻指出，驱动商船与僧侣远航的，是利益，更是对知识与信仰的虔诚。

从法显、鉴真到今天的远洋货轮，变化的只是舟船的形式，不变的，是向大海深处探索、与彼岸世界沟通的永恒渴望。阅读此文，让我们知悉来路，更懂当下。

西南海上丝路的展开，商人与僧侣，实为先导。商人逐利，虽历惊涛骇浪，也无所不往。僧侣以对宗教的虔诚，跋涉万里，敢舍身命，以求达其愿望。商旅来往海上，不知始于何时；若佛教的传入，则相传始于汉明帝永明年间——有永明三年（60）、十年（67）、十三年（70）诸说，均在1世纪时。以前张骞奉汉武之命，出使月氏（公元前122）已知有身毒（即印度），又见邛杖、蜀布（蜀中以产丝织蜀锦著名），这种商品之传入月氏，早于佛教之传入中国约二百年。它是从哪条道路传到月氏的，现在尚无可考。不过商品的流通，较佛教为早，这大概是可能的。汉明帝之派遣使者，寻访佛法，与以前秦皇汉武派人去海上求仙，以求长生福祐，大约有同样的希冀心理。其后宗教被作为一种统治的工具，则是另一用途，历世很久。

其初佛教徒的来往，多由中央亚细亚的陆路。汉时东来译经的有僧俗十人，其中印度人四、安息人二、月氏人二、康居人二，都是由北路东来，尚无汉僧西去。据《后汉书》卷八十八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晋袁宏《后汉纪》的记载与此略同。又《佛祖统纪》等书也记其事。传蔡愔于明帝永平初遣赴大月氏，至永平十一年（68年，一说永平九年）偕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当时以白马驮经及白毡裹释迦立像，因在洛阳城西雍关外建立白马寺，并在寺中壁上作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图。《魏书·释老志》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又说：“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这是中国最初自作的佛教画，可惜已随古建筑而毁灭了。据此则造像、画佛、造塔的图样，最初都是从印度传来的。

以前梁任公先生认为《四十二章经》非汉人所译，并疑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不存在。据冯承钧氏的研究，佛经作伪者，尚不止此，如《正法念处经》其第七品中之阎浮提（Jambudvīpa）志，即转录印度史诗《罗摩衍那（Rmyana）》的文字，决非佛说。但元魏时的译者波罗奈（Vrnasī）婆罗门波若流支（Prajruci）还是真有其人的。不过由汉至三国时，译经者多为印度及中央亚细亚人。佛法先传播于安息、月氏、康居、龟兹等地，即由这些国人转译而来汉地。有的同是一书，内容详略不同，文风也不同，它所从来的语言也不同。因此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义净等，决志西游，寻求佛法，希望得到梵本，加以订正，也已疑心过去的译本难免讹误，发愿加以重译了。

据冯承钧氏所著《历代求法翻经录》，自汉至唐，凡有翻经述作者，共二百人。其由中国赴印度途经南海者，以法显为首。法显常叹经律缺误，誓志寻术，公元399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往印度，由陆路经中亚，过张掖，与智严、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同行到敦煌。法显等五人先行，智严等后至，共到焉夷国（即今焉耆）。法显等五人，度葱岭，到北印度，过犍陀卫国（Gandhavatī）、竺刹尸罗国（Taksail，Taxila）、迦腻色迦（Kanishka）、起塔之、弗楼沙国（Purusapura）。宝云、僧景二人自此还。

慧景、道整、法显共三人，南度小雪山，慧景道卒，由是法显、道整再进，观礼诸佛迹。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于是到中印度，在巴连弗邑（Ptaliputra，今巴特那）摩诃衍（Mahyna）僧伽蓝（Samghrama），得摩诃僧祇（Mahsmghika）（即大众部）律一部，复得一部抄律，有七千偈，是萨婆多（Sarvstivda）（即说一切有部）律。复得其他经卷。

法显住巴连弗邑三年，学梵语梵书，道整留此不归。法显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顺恒河东下。历瞻波国（Camp）到多摩梨帝国（Tmralipti），住此二年，写经画像。附商舶泛海至师子国（Ceylon，今斯里兰卡），又住此国二年。得其他律藏长阿含、杂阿含及杂藏（Ksudraka Agama）（即小阿含）一部，皆是我国所无者。再载商人大舶。东下二日，便值大风，船漏水入，如是昼夜十三，到一岛边，补塞漏船。于是复前九十日许，乃到耶婆提国（Yavadvīpa，即爪哇），停此五月，复随其他商人大舶，以四月十六日发，东北趋广州，行一月余，遇黑风暴雨，诸商人归罪于显，议置之海边，得施主的抗救幸免。经七十余日，始西行求岸，又经十二日，至七月十四日，漂抵长广郡不其县牢山南岸［牢山在今青岛，《魏书》作劳山，属不其（音基）县］，这个南海行程，作一结束。

法显俗姓龚，平阳武阳人，于399年首途，由陆路往，由海路返，经历诸国，前后凡十五年，以宗教的虔诚，成此伟大的壮举。在我国航行这条海上丝路有记录可考者，佛僧中当推法显为第一。其所携回的经律佛像，身历的佛教史迹，刊之后世，确实可信。我于1945年赴印度，住圣蒂尼克坦（Santiniketan）讲学，1956年夏旅行中印各地，曾于诸史迹，一一考察，并携显师《佛国记》。于王舍城灵鹫山七叶洞显师逢黑狮子处，亲见此兽，跳跃而来，可证前哲一无妄语。至其海途所经，险遭不测，气象暴变，几至覆舟，彼时艰险，或逾陆路。前贤开此新道，后之继者，因以日多。但中国赴印僧人，由大海而西者，多在玄奘法师西行之后。玄奘往返，皆遵陆路。由南海航行者，据冯承钧氏《历代求法翻经录》所辑，有三十余人。他们以晋代的法显最早由南海归航。其他自常愍以下，皆是唐代佛教僧人，皆来往于海上。有些人死于海上的风涛；有些人染上了热带的病患，大愿未成，早年逝去；有些人眷恋佛土，一去不归。但他们敢于在这条海洋的旅程上，冒险远游，这是宗教的虔诚支持他们的献身精神。不论成就大小，都是受人尊敬的。这中间法显、玄奘、义净、鉴真等有杰出的贡献。特别是鉴真东渡，带去了“玉作人、画师、雕檀、刻镂、铸写、绡师、修文、镌碑等工手”近百人。围绕着宗教活动，他和他的弟子们对日本天平文化在汉文学、医学、雕塑、绘画、建筑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在文化上有极密切的关系，在艺术的诸领域，都有显著的表现，特别是在8世纪的奈良时代，中国的艺术技法、样式和美术制成品，大量传进了日本，致使日本美术与中国美术结成了兄弟般的血缘关系，在东方具有相类的风格。虽然中日两国各有其民族的特点，但却有不少共同之处。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起了很大作用的是当时的佛教与佛教艺术。鉴真大和尚经东海上的丝绸之路把盛唐文化大规模地传向了日本。鉴真东渡的事迹，成为中日友好史上的一段佳话，一直流传至今。

我们再看一看南海丝路上我国和各国的交往，也是在唐代开始频繁起来的。从印度来的佛教僧人，带来了印度的文化艺术，从中国去的佛教僧人，也传播了中国的文化艺术。单是从吸收的这方面看，文化、艺术随着宗教以俱来，其成果也是丰硕的。不单是佛教，另外还有东罗马的景教，波斯的祆教（拜火教）、摩尼教，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由这些宗教的传播，可以看到南海上的海程，已经通到东罗马、北非和阿拉伯了。而且来到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的西方商人，已经不少。义净自广州西行，所附的是波斯商舶。鉴真在广州，见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并载香药珍宝。师子国、大食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旧唐书》卷十说，758年，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可见当时外国商人，在广州者颇众。泉州外国胡商，往来频繁，至今遗留不少阿拉伯文碑碣。扬州居留外国人应亦颇多。史载庞勋之乱，杀大食、波斯胡人甚众。我国古代，海运商舶远及欧洲，中华文化对西方不断传播。举其大者，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针以及火药、炼钢术等传自中国，皆为世人所熟知。这些发明，对欧洲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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