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无线电台：二局三局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失

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 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会议之 后，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懋功地区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会师前后的这段时间，我们的通信联 络工作是极为艰巨的。

军委总部的电台，特别是一、六两个分队，担负的任务更繁 重，既要保障对中央红军所属的一、三、五、九等军团的指挥通信， 又要加强同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的联络。因此必须确保24小时 不间断的通信。

为此，总部电台采取了一、六分队交替行进的方 法，作到一部电台行军，一部电台工作，从而使各对方台能够随 叫随应。各军团电台虽无条件实施交替行进，但都能与总部电台 密切配合。他们常常不顾行军的疲劳，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 如行军大休息的时间，或道路不好行进迟缓的时刻，都就地开设 电台，与总部电台取得联系。

沟通联络后，只要没有特别紧急的 情况，就一直工作到双方的电报都收发完毕，才撤收机器，迅速 追赶部队。每逢遇到这种情况，司令部总是派得力的分队和参谋 人员警戒、护送电台。若是有重要情况，一些首长还亲自同电台 在一起，对电台十分关怀爱护。当时我在一分队工作，对此有亲身体会。

那时，国民党军队常派飞机侦察扫射。为了防空和隐蔽我军 的行踪，部队通常多在夜间行军，但我们无线电队为了工作的需 要，不得不在白天实施强行军。这样一方面要紧急赶路，一方面 还要不时地隐蔽防空，到了目的地，还要马上架线工作。

因此，常常得不到适当的休息。同志们虽很疲劳，但由于有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工作都抢着干，从不怕累叫苦，互 相推托，始终保持着饱满的情绪。

为了解决电台的实际困难，在部队骡马十分紧缺的情况下， 上级首长仍给电台配备了骡马。可是因爬山越岭，道路崎岖，或为 了绕开敌人堵截，要穿越密林，行走不便，骡马丢了不少。对仅 剩下的几匹，大家都互相谦让，总是让给年大体弱的同志骑。环境越艰苦，同志间越是相互体贴照顾，这种团结友爱的精神，使 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在离开遵义到四渡赤水的两个多月里，军委总部同所属各部 的联络始终畅通，来往电报现在看到的就有280余份。同红四方面 军的联络也非常密切，为了联络的顺利，四方面军电台多是王子 纲台长亲自上机，因为他的手法好，发报点急划长，间隔均匀， 听起来清晰悦耳，我们都喜欢同他通报。

由于通信联络顺畅，来 往电报收发及时，这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了解情况，正确制 定作战部署，实施不间断的作战指挥，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起 了重要作用。电台的工作是这样，电话队也不例外，他们常常在 大家休息的时候，不是架线，就是开始向新的营地开设新的线路。 而且又总是等部队机关走了以后，他们才能撤线，然后再去追赶 部队。在行军途中，常常见到电话队的同志，背负电话线，走得 满头大汗。他们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实在感人。

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正向金沙江挺进时，不知什么原 因，我们同四方面军的联络突然中断了，这引起了中央首长的严 重关注。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为此常来电话询问情况，鼓励大 家千方百计地与四方面军联络上。我们都非常着急，每天都按原定的联络时间，细心地呼叫、守听，但总是联络无效。

直到抢渡 金沙江的前夕，大约是1935年4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刚接陈笑 云的班不久，突然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信号，再仔细一听，正是 四方面军的电台在呼叫我们，而且又是王子纲亲自上机。他当时 呼叫得特别急促，时间也较长，我多想尽快地和他沟通联络啊!

在中央红军将要渡金沙江的关键时刻，能和四方面军恢复联络， 这该是多么令人兴奋呀!

我情不自禁地喊起来：四方面军出来了! 出来了!

王诤听了马上走过来，从我头上摘下耳机，他戴上亲自抄 收了对方的一份长报，接着把我们积压的电报也发出去了。

据以 后了解到：红四方面军的那份长报，除了通报当面的详细敌情外， 还说明了四方面军的行动概况。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收到如此重 要的电报，对中央红军决定尔后的行动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接 着我们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和大渡河两大天险，把蒋介石几十万大 军远远地抛在了后边。蒋介石妄图围歼我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南 岸，使我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在这种情况下，四 川军阀刘湘部也闻风丧胆，纷纷向东逃窜，被迫龟缩在雅安一线组织防御。

强渡大渡河以后，我们无线电台的工作，仍然处于紧张繁忙 的状态，对所属各台(含四方面军)的电报数量顿时猛增起来。 这期间，中央红军乘胜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势，一鼓作气，连克荥 经、天全、芦山等县，对雅安之敌形成合围的态势。我先头部队， 随即向北推进，进抵宝兴，翻越夹金山，于6月12日到达懋功达 维地区，与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三十军胜利会师。

14日，党中央、 中央军委到达达维，当晚两个方面军举行了会师庆祝大会。

16日， 党中央、中央军委及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至此全部实现 了一、四方面军会师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增强红军战斗力，开创 新的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一、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四方面军的先遣台是徐明德领导的 五台，这也是我们同四方面军相遇的第一个电台。

因为在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要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意图，所以经过了整 整半年的行军，克服了重重困难，现在终于实现了会师，大家的 激动心情，真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徐明德同志非常热情地款待 了我们，使我们大饱口福。大家倾心交谈，沉浸在亲密欢乐的气 氛之中。五台的同志为了让我们得到很好的休息，还主动地为我 们转抄了不少电报。

会师以后，中央机关很快就进驻两河口地区。那时四方面军 的领导也都集中到中央来了。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部队处于休整状态，我们电台的工作比较轻松一点，大家都有了比较充裕的时 间进行休息。但是缺粮的问题又接踵而来，我们只好掺吃野菜， 好在这一带野菜很多，象韭菜、蕈菜之类的野生植物，遍地皆 是，很容易采到。

在部队休整期间，组织上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变动较大的是 总部直属机关和一方面军的电台。当时，除随电台建制调到四方 面军的以外，还零星地调了不少人去。现在记得的就有刘俊英、 朱忠村、李景瑞、曾庆良、闻述尧、黄萍、李鳌鱼、钟明江等，

这大大地加强了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工作。四方面军也在物资上给 了一方面军很大支持。所有这些都充分地体现了革命军队团结一 致和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

到四方面军去后，我和闻述尧被派到六台工作。六台政委徐 定选、副台长秦华礼等都是四方面军的同志。直到一、二、四方 面军会师以前，我都一直在六台工作，大家相处得很好。有时虽然 也发生点不愉快的事，都能正确对待，并没影响到互相间的团结。

在六台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挫折。如在松潘战役中， 六台跟随许世友军长(红四军),一次工作中发报机突然失谐 了，连续几天不能发报。

许世友同志知道后，非常着急，当即把 我们叫了去，问明情况后，严肃而又关切地说：当前情况很紧 急，松潘之敌已经被包围，我们很快就要发起进攻，你们要想尽 办法把机器修好，保证完成这次作战任务。

我们听了，深感责任重大，回到电台后，抓紧检修机器，寻找和排除故障，同时采取 了抄“野”报的方式，抄收总部和附近友邻部队的来往电报。

我 们虽然不能及时地向总部报告情况，但由于抄收了这些电报，仍能了解上面的意图和整个战场的形势，为四军首长决定自己的行 动提供了依据，从而避免了大的影响。

后经反复检查，发现两只 发信管子中有一只失效了。因为两只管子是并联的，把失效的一 只去掉后机器便恢复了工作，尽管发射功率小一些，但很快便和 总部沟通了联络。

过了几天，红四军转移到毛儿盖地区和总部会合，从总部得到补充，发信机便完全恢复了正常。

另一次是1936 年5月，六台跟随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李干辉),当时 的任务是进军川西南，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

在向理化挺进 的途中，一天我们正抄收总部电报时，忽然听不到声音了，检查 结果是真空管烧了。因为没有备份的，又一次和总部失去了联系。 这对于三十二军的行动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上一次发信管子坏了， 仍然能够抄收总部和友邻台的电报，知道总部的意图，了解敌我双 方的情况，影响并不大；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收信机坏了， 无法抄收总部的指示，等于完全失去了耳目，这对于部队的行动 将会造成多大的困难啊!

我们把这一情况立即向罗军长作了报 告，罗军长并未责怪我们，而是要我们尽量设法补救。首长的体 谅，更使我们感到内疚，在这样关键时刻，出现这样的严重问题， 大家的心情是很沉痛的。

最后我们想到，收信机管子坏了，收听不到对方台的讯号，但发信机还是好的，仍可以发报，只要总部 能及时地了解我军的情况并及时通报给二、六军团，便可以协调 双方的行动。

于是我们就采取这样的方法：把呼叫的时间稍为拉长些，并在每呼叫一遍后，就告诉对方我台的收信机坏了，不能收听，只能盲发，请注意抄收我们的电报。

每次联络结束前，向对方预告下一次发报的时间，请对方按时收听、抄收。

总部得知上述情况后，也作了相应的安排。后来证明，这种方法很有效，我们盲发的电报，总部完全收到了，无一漏抄。这样持续了一周时间，我军就进到了理化附近。

在这里，我们发现远处的草原上有一大片牛、马、羊群，象 翻滚的彩云一般，向理化东北的山区移动，并有骑兵护送。因为 我们当时的任务是迎接二、六军团，所以无意恋战，只是布置了 警戒，监视其动向。我们就地开设了电台，向总部发了一份电报， 随后就随部队和机关后撤休息了。因为这里是山区，没有人家， 只好住在帐蓬里。有的同志没有帐蓬，就只好在山上露营。

到了 第三天，畜群才基本过完，但后面还留着一小部分。为了解决食用、运输问题，我们立即组织出击，结果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把畜群截了下来，一清查仅牛、马就有五六百头，羊只更多了，另 外还得了部分粮食。

当日，我们进驻到理化县城。这里是藏、汉 民族杂居的地方，附近一带人烟比较稠密，物资也很丰富，为我 们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提供了物质基础。

在进驻理化的第三天，红二、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六军团 的十七师来到理化同我们会师了。

在电台不能收信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师得如此顺利呢?

后来在我们与总部会合时了解到，总部按时 抄收了我们盲发的电报，知道了我们的行进路线，就及时电告二、 六军团，从而协调了我们之间的行动，为顺利会合创造了条件。 罗炳辉军长知道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表扬电台的同志做得好。

当时配属在二、六军团先头部队的电台队长是龙振彪，报务 员有周涌、严成钦。周涌原是一方面军的，又是我的同学，没想 到在这里相逢，真是欣喜若狂。尤其使我难忘的是，当龙振彪得 知我们收信机的管子被烧后，立即把他们的一副备用管子给了我 们，使我们很快恢复了同总部的联系。我们同六军团的同志一起， 在理化休整几天后，即分头向甘孜进发。

1936年7月2日，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齐集甘孜，胜利会 师。这时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7月上旬，两个方面军开 始北上，10月与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宣告 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

长 征 路 上

1933年初党中央由上海迁到瑞金。

5月，中央决定在瑞金组建 中革军委机关，任命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叶剑英任总参谋长。

我随总参谋长从瑞金城的红军学校到沙洲坝的乌石垅，由叶负责 组建军委总司令部机关。在这之前，瑞金只有一个卫戍区，机关 很小，没有军委机关。

成立总司令部时，我记得是由翁瑛负责通 信工作。三局(开始称四局)成立的时间大约在1933年底，那个 时候前后方分为两摊，前方是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负责通信工作 的是王诤，后方是军委总司令部，负责通信工作的是翁瑛。

不久， 刘伯承从前方调回瑞金任总参谋长，叶剑英调前方任一方面军参 谋长。前方二局局长是曾希圣,后方二局局长是钱壮飞。后来 前后方合并，二局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三局局长王诤。

各局的顺序，一局管作战指挥，二局收抄、破译敌人电报， 三局管通信。

这三个局的工作关系很密切。各局的名称有时也有 变化。叶剑英后来当过四局局长，管人事工作，以后人事工作又 改称六局。四局管直属队的供给。

管通信联络一直是三局，印象 较深。我的印象是三局专管无线电台，而通信连(队)包括电话、 通信员是由我们一局直接管，在一局下面有个通信科。

从我当参谋起，大家一个共同的观点是二局、三局在任何时 候都不能丢。丢掉了我们的脑袋也没了，这说明了这两个局的重要性。

1934年长征之前，曾经开过一次授奖大会，我亲眼看到周 恩来亲自给二局嘉奖并给曹祥仁戴上奖章，这说明二局是立了功 的。

在行军打仗时，我们作战科一定要想方设法保证总部几部电 台的安全。

长征时，总部有两部电台交替前进。1部电台工作，1 部电台行军，以保证不间断的通信联络。每到宿营地，首先是向 电台和二局架电话。其它单位不架，这两个单位也要架。

那时， 有无线电台、有线电话和徒步(含乘骑传递)三种通信手段。我 们下达作战命令时，首先是要求由下向上报告情况。因为上面的 位置是比较固定的，下面的部队经常移动，所以才作了这条规定。

长征途中，无线电通信联络一直是比较好的，我记得最好的 是过金沙江。三局命令传达得好；二局情报掌握得好，我们才有 可能顺利地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

当我们离金沙江边还有三天行 程时，敌人在我们的后面只有一天的路程。敌人前面是十三师，师长万耀煌怕死要保存实力，蒋介石问他前面有没有共军，他谎 报情况说前面没有共军，就在原地等了一天，又向回走了一天， 再返回来又要三天，这样就和我们的距离差了六天，所以我们才 有时间把一军团从龙街渡、三军团从洪门渡都调到皎平渡顺利渡 江。

当时对部队的调动、指挥全靠无线电，通信非常畅通。我们 部队是在5月8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敌人5月9日赶到江边，我 们早已走得很远了。

渡金沙江和渡湘江不一样，渡湘江时可以说完全是打乱仗， 这主要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造成的，但情报掌握不准 也有关系，所以部队损失很大。

渡金沙江和渡赤水也不一样。

“四渡赤水”是红军处于困难 时期。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准备取道桐梓、习水、赤水，然后在 泸州与宜宾之间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因为土城那一仗没 有打好，部队损失很大，才退到扎西，这时为了轻装便于机动作战， 就把大功率的电台也丢了。为了摆脱敌人，打运动战，所以有后 面的“三渡赤水”的胜利。

土城那一仗打得不好，是由于我们对敌人的情况没有摸准，原来以为是4个团，实际上是6个团，还 有后续部队；我们还有轻敌思想，觉得贵州的敌人是“两杆枪”, 战斗力不强，估计川军战斗力也差不多，实际川军战斗力比贵州 王家烈的军队强得多。加上我们分散了兵力，所以打了消耗战， 没有消灭敌人，自己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也可以说是败仗。

“四渡赤水”时，我们的电台同四方面军是采取定时通报的 方法进行联系。因为通报密码是通过上海传到四方面军的，比较 简单，所以通报的内容比较慎重，只讲一些一般的情况，核心机密 不讲。

他们也向我们提供一些四川军阀的情况。由于有电报来往， 四方面军过嘉陵江、过岷江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了解的。

同二、六军团也有电报联系，用的密码是从中央苏区直接送去的，比较 保险。

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我是在黑水、芦花时随叶剑英到右 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的。

前敌总指挥部基本上是四方面军总指 挥部的成员。我去了当作战科副科长，电台负责人是王子纲。宋 侃夫和蔡威是随左路军张国焘行动的。

总司令部机关是由两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机关组成的，三局局长宋侃夫，政委伍云甫。

原来四方面军电台管译电，会合以后就 把机要与电台分开。去总指挥部搞机要译电的记得有陈茂生、黄 明惶、丁园等。

当时曾希圣带军委二局，王诤带军委三局随中革军委和毛主席行动。

这时的领导机关实际上分成三摊：

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一摊 为中央、军委，北上到了陕北；

朱、张一摊为总司令部；

徐、陈 一摊为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我是随总指挥部南下的，南下以后， 一直是两个机构，一个是总司令部，一个是四方面军总指挥部， 两个机关有时在一起办公，多数时期是分住两地，总指挥部受总 司令部的领导，和一方面军没有联系。

南下以后，只有总司令部 一个三局，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没有成立三局。

前敌总指挥部的电台一直是由王子纲负责。后来，北上到西路军时，宋侃夫和我们在一起了。他是怎么来的我记不清楚了。 可能是徐向前、陈昌浩把他调来的。在西路军我们还一起破译敌 人的电报。那时陈昌浩把我调去当情报科长，又一起到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