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一个绵雨初歇的清晨,上海南京路还带着潮气,报童用嘶哑的嗓子兜售晚报,头版赫然印着“麒麟童周信芳再度满台开锣”。就是这张报纸,被十九岁的裘丽琳仔细折好,塞进了镶银的手包。对多数银行家子弟而言,那只是普通广告;对她,这却是日后颠覆命运的信号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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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家在虹口开茶叶行,生意盘根于外滩的洋行。父亲骤逝后,她继承了整整两成股权,账面收益一年能抵普通公馆两排。富贵滋养出的并非娇弱,相反,裘丽琳的骨子透着大胆。圣玛利亚女塾的舞会,她宁可逃课去看梨园,她说那股板胡拉出的韧劲,比法文动词变化有趣多了。
周信芳的出身却与她所在的世界隔着黄浦江。梨园子弟,八岁挂角,早年随班在关中、晋南奔走,靠“麒麟童”艺名闯出名声。行话里,“角儿”风光,“戏子”卑微,两字的轻蔑,足够击碎任何门第高墙;但这一次,高墙外伸出了一只同样倔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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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见到台下遥不可及的人,裘丽琳在学校策划慈善义演,筹款对象写得冠冕堂皇,实则是给麒麟童搭台。不少教师看得出蹊跷,却拿这位长袖善舞的千金毫无办法。当天观众席上,她第一次与周信芳四目相接,戏文唱的是《击鼓骂曹》,她却觉得满台锣鼓只剩一个人声。“信芳先生,若有机会,还请再为本校演出。”她递过名片,语气沉稳,不似初次相识。
没多久,约会搬到龙华塔后的坟场。那片僻静荒草,是当时唯一不会被熟人撞见的地方。夜风冷到骨缝,两人对坐墓碑前,烛火摇晃,她突然问:“信芳,你敢带我走吗?”周信芳沉默几息,低声答:“丽琳,只要你回头,我就在这儿。”戏文里常听见花衫一句“敢不敢”,现实里一说出口,便是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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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母的怒火来得猛烈。软禁、逼婚、收聘礼,一套流程滴水不漏。被堵在闺房第四天的深夜,裘丽琳着睡衣、拖木屐,携两名贴身丫头翻墙而出。苏州河畔的租界灯光映在水面,几声汽笛盖住了脚步声。周信芳已经候在车厢里,窗帘半掩,他的嗓音因为焦急有些嘶哑:“快,上车。”车灯划破夜色,直奔苏州。
裘家次日翻天。传闻堂兄裘剑飞带枪追到沪宁线,搜遍旅舍仍扑空,因为周信芳登记的是“周义”。与此同时,上海三家大报同日刊登律师启事:若对裘丽琳小姐名誉再行污蔑,将提起诉讼。法律武器第一次站到旧礼教正面,让追捕偃旗息鼓。
静悄潜伏一年后,两人在沪上成婚。没有铺张,只有十几桌素席。成亲第一天,周信芳把包银交给新妇,三分之二被债主攫走,她忍不住落泪。那一夜,她接管全部账册,写下数行规则:包银按月发至本人、行头归戏院外人不得典当、母债不由子还。此后数月,黄包车再没堵在周家门口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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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逼近华北,戏班背井离乡。南京、芜湖、汉口,票房时好时坏,行头几度被押进当铺。最窘迫那年腊月,裘丽琳带子女回娘家探望,母亲递来红纸包,淡淡一句“添嫁妆”。拆开是六万元存单——这笔钱清了旧债,也让周家终于有宽敞厢房。
1949年前后,老友一批批去了香港。有人递来邀请,开出股权、洋楼、剧院席位,条件极优。她却摇头:“信芳离不开观众,观众也离不开他。”第二年中秋,陈毅市长到家中小酌,询问当初为何拒港,她仍是那句话,只多补一条,“这里才是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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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权重视戏曲,周信芳一下子多了十几顶职务。有人劝他走仕途,他摆手:“嗓子一天能开腔,官帽就别想着。”裘丽琳明白,丈夫真正的依靠是舞台,便把事务协调得井井有条,尽量让他不被外务牵累。上海的票房数据显示,五十年代初麒派戏码场场爆满,这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维持运转。
风向骤变在1966年。剧团被迫停演,批斗、抄家随之而来。1968年8月某夜,裘丽琳被拉上卡车,手腕上还套着那串旧南珠。她在人群中寻找丈夫,却只听见一声短促的“丽琳,保重!”随后,周信芳被带往不知名之处。隔日,她高烧昏迷,仍反复呢喃“信芳回来了没有?”两年后,生命在狭小病舍终止,享年六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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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夫妻留给后世的,除了传奇爱情,还有五个各自成名的子女:长子少麟承袭麒派,次子英华在国际餐饮业翻云覆雨,三位女儿一个嫁美商、一个成作家、一个成首位华裔邦女郎。人们惊叹基因,也常忽略母亲的选择——若当年那趟夜车她犹豫三秒,结果又将如何?历史没有假设,但总有人愿意对抗既定剧本,裘丽琳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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