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的心声：为何成为社会的“社会之耻”？

风雨无阻的身影，为何成为“社会之耻”？

傍晚六点，我，王明，一名42岁的外卖骑手，已经连续跑了十个小时。手机在车头支架上不断震动，新的订单提示音像心跳一样规律。电量还剩38%，雨水打在面罩上，汇成细流，模糊了前方的红绿灯。这个时间，写字楼里的人正讨论着晚餐，而我，正驶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战场。

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有1300万。我们穿着蓝的、黄的制服，像血液一样在城市血管里流动，但很少有人觉得我们是这城市有机的一部分。我每天穿过最繁华的街区，却从未真正属于那里。

我听过太多声音，有的藏在眼神里，有的直接写在评价里——“不就是个送外卖的”。这标签像雨衣上的污渍，怎么擦都擦不掉。我知道，觉得我们“丢人”的念头，不是谁凭空想出来的，它扎根在这个社会的土壤深处。我想弄明白，为什么靠双手吃饭，成了件需要羞愧的事。

资源的断层线：当我被挡在教育的门外

我没上过大学。这不是因为我不爱读书，而是因为我的家乡，那个小镇上，最好的高中一年也考不上几个本科。我爸妈是工人，他们的世界里，“上大学”是个美好但遥远的词。我们那条街上的孩子，大多数和我一样，读完职高或高中，就出来谋生了。

我认识李强，他以前在工地干活，摔伤了腰，干不了重活，这才来送外卖。他说：“我知道这活儿没前途，但能怎么办？没学历，没技术，我除了力气还有什么？”他的话里没有抱怨，只有认命。我们这样的人很多，不是不想往上爬，是连梯子在哪里都看不见。

我也见过大学生来送外卖。小张就是，一个普通本科毕业，找了半年工作没着落，暂时骑上了电动车。他说同学聚会都不敢去，“在他们眼里，我好像已经出局了。”学历本应是敲门砖，但当他拿着砖却发现无门可敲时，这砖反而成了压在心里的石头。

我越来越清楚，这个社会把工作分成了三六九等。最上面是那些坐办公室、动动手指就能决定很多事情的人；中间是医生、老师、工程师这些有“本事”的人；最下面，就是我们这些靠体力、跑腿挣钱的人。这种分级不只是钱多钱少，它刻在每个人心里，成了“常识”。我送餐时，有些顾客连正眼都不看我，仿佛我只是一台会说话的配送机器。

经济的幻象：我被困在算法的迷宫里

别人总说我们“多劳多得”，好像跑得越多，挣得就一定越多。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控制我们收入的，不是我们的腿，是手机里那个冰冷的算法。

它有一套精密的评分系统：准时率、好评率、接单量……这些数字决定了你今天能赚多少，也决定了明天系统会不会给你派好单子。为了保持准时率，我闯过红灯。我知道危险，但没办法——系统给的时间越来越紧，商家出餐慢一点，路上等个红灯，时间就没了。超时一次，扣钱，评分降，后面更难。

我们和平台签的，不是劳动合同。他们是“平台”，我们是“合作伙伴”或“个体工商户”。听起来挺平等，意思就是：病了，你自己扛着；伤了，你自己负责；没有社保，没有公积金，什么都没有。上个月，我一个兄弟摔断了腿，躺在家里，收入断了，医药费还得自己掏。

最让我夜里睡不着的是，我看不到未来。送外卖，干一年和干十年，有区别吗？除了路线熟一点，没有任何本质不同。没有晋升通道，没有技能积累。等我四十岁，跑不动了，我去干什么？我现在用体力换钱，就像在挖一个越挖越浅的矿，终有一天会挖空。

在一个用钱来衡量人的社会里，一个既不稳定又没前途的工作，自然就成了“失败者”的标签。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努力，才落到了这一步？

时间的囚徒：当我与这座城市擦肩而过

我每天在这个城市里跑上百公里，但我对它一无所知。我熟悉每一个小区的后门，知道哪条小巷能省两分钟，但我不知道这个城市的故事。

“我每天经过那所大学几十次，”我的骑手朋友小陈说，“但我从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我的眼睛里只有门牌号和倒计时。”城市对我们来说，不是家园，不是风景，是一张由取餐点和送餐点连成的效率地图。我们被排除在“附近”的生活之外，成了永恒的过客。

时间也被切碎了。平均一单不到30分钟，从取到送，神经一直绷着。你没法休息，没法思考，只能不停地反应、执行。长年累月下来，我感觉自己像台机器，只会条件反射，那些需要静下心来想的事，好像离我越来越远。

我的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循环：上线、接单、取餐、送餐。没有新鲜的故事，没有深刻的记忆。当别人在谈论电影、旅行、成长时，我发现自己插不上话。我的世界变得很窄，窄到只剩下电动车座上的那一方天地。这种贫乏，让我在人群里感到自卑。

象征的暴力：当“低人一等”钻进我的心里

有些伤害，不是打骂，而是无声无息的。社会学家叫它“象征暴力”，我说不清那么学术的词，但我能感受到它。

平台APP里叫我们“骑士”、“蜂鸟”，听起来威风，可这改变不了我们风吹日晒、被系统催命的实质。顾客一个差评，理由可能只是“汤洒了一点”，却没人问问我是不是因为避让行人急刹了车。媒体上偶尔报道“外卖小哥考上研究生”的新闻，把它包装成励志故事，可这故事越励志，就越显得我们这行只是个跳板，本身不值得停留。

更明显的区别，在空间上。很多高档小区和写字楼，我们的电动车不准进，只能在大门口等着，像个被防备的外人。有的餐厅，取餐窗口开在侧边或后门，和明亮整洁的堂食区分开。下雨天，我浑身湿透地站在商场门口，里面的人干爽温暖，那一层玻璃，隔开的好像是两个世界。

这些话、这些区别听多了、看多了，会慢慢钻进自己心里。我有时也会对自己说：“唉，我没什么大本事，只能干这个。”“等攒点钱，做个正经小生意，这个说不出口。”这种对自己的看不起，不是天生的，是一点一点被外界焊上去的。

女骑手更难。她们不仅要承受“这活没技术”的偏见，还要面对“女人不该干这个”的指指点点。她们承受着双重的压力。

算法的牢笼：当技术成了新的鞭子

都说技术是为人服务的，但我感觉，手机里这个算法，是我的新老板，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的老板。

它的目标很简单：用最少的时间送最多的单，让平台赚最多的钱。为了这个目标，它把活生生的人、复杂的路况，都变成它模型里的数字。可城市不是模型，它会堵车，商家会手忙脚乱，电梯会排队。但这些“意外”的后果，算法不承担，承担的是我们——是我们的超时，是我们的差评，是我们的安全风险。

最让我觉得不公的是，平台用算法对我们管得死死的——派什么单、走哪条路、多长时间——但却说我们不是它的员工。它享受了对劳动过程的绝对控制，却不用承担老板该有的责任：不培训我们，不给我们保障。这叫什么呢？我觉得这叫“只控制，不负责”。

技术本来该让劳动更轻松，但在这里，它让我们离自己的工作成果更远了。我不再是为某个具体的客人送一份温暖的餐食，我是在执行算法的一个指令，去满足一个代号为“订单号XXXX”的需求。这种去人性化的感觉，一点一点磨掉我对这份工作本就微薄的认同感。

沉默的抵抗：在缝隙里寻找一点光

但我们不是木头人，我们也会想办法，在夹缝中找回一点自己的价值。

老赵干了五年外卖，他说：“别小看这活儿，里面门道多着呢。怎么规划路线最省时间，怎么和不同性格的顾客沟通，遇到突发情况怎么处理，这都是技术。”他把这份简单的体力活，说出了专业性的味道。这是他的抵抗，通过把工作“复杂化”“技术化”，来对抗那种“谁都能干”的污名。

更多人把抵抗放在了网上。在抖音、快手上，很多兄弟分享日常：今天遇到了什么奇葩订单，哪个小区的路最难找，下雨天怎么防水……还有人展示才艺，唱歌、讲段子。在这些视频里，我们不再是匿名的“骑手”，我们有了名字，有了故事，有了喜怒哀乐。这让我们感觉自己是个“人”，而不仅仅是个配送工具。

我们也偷偷建起了微信群。哪个区域单子多，哪个商家出餐慢，哪个顾客不好伺候，大家在里面互通有无。谁的车坏了，在群里喊一声，附近的人能帮就帮一把。平台的设计是想把我们原子化，孤立我们，但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织起了一张小小的安全网。

疫情封城的时候，整个城市静了下来，只有我们还在街上跑。那时候，我们成了城市的“毛细血管”，送药、送菜、送物资。我收到过很多真诚的感谢，那段时间，我从一些顾客眼里看到了尊重。那让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价值的，甚至是重要的。我在想，为什么非要等到灾难时刻，这种价值才能被看见呢？

结构的困境：我个人的困局，是时代的一道题

我知道，我的困境，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也不是简单谁“看不起”谁的问题。它背后，是一道道时代出的难题。

中国发展得快，以前需要大量像我们父母那样的工人。现在产业升级了，机器和电脑替代了很多流水线，但我们这些没跟上趟的人怎么办？社会没能给我们准备好新的技能和出路。外卖这个行业，像一个大池子，接住了我们这些从旧产业里流出来的人，但它自己，也只是一片浅滩，给不了我们远航的能力。

我是农村户口，虽然住在城里。很多像我一样的骑手都是。户口本上的那个“农”字，像一道隐形的墙，让我们在很多方面和城里人不一样。我们建设城市，却很难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和权利，这加剧了我们的边缘感。

再说教育。所有人都挤那座叫“高考”的独木桥，过去了是“成功”，过不去好像就成了“失败”。社会赞美那些过去的，却很少告诉我们，桥旁边其实还有别的路，而那些路也同样值得走，值得被尊重。当我们这些“没过去”的人涌入就业市场时，发现受尊敬的选择那么少。外卖，成了一个无奈但普遍的“收容站”。

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在变。大家越来越看重一个工作“光不光彩”、“赚不赚钱”，而不是它“有没有用”、“有没有尊严”。当价值被简化为价格和面子时，像我们这样收入不高、满身汗味的劳动，自然就被排到了鄙视链的末端。

超越污名：我所渴望的，是一个有尊严的位置

改变，不能只靠说“劳动光荣”。我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变化。

首先，法律得承认我们。平台不能又想控制我们，又不想对我们负责。得明确我们和平台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的劳动时间、安全保障、社会保险，这些基本权利必须有着落。我听说欧洲有些地方，把我们这种工作单独列为一类劳动者，既不是正式员工，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个体户，给予一定的保护。这个办法，我觉得我们可以想想。

钱要分得公平。平台的利润，不能只来自对我们时间的极限压榨。算法是怎么算钱的？凭什么扣费？这些应该透明。我们应该有一个能活下去的最低报酬标准，甚至，我们应该能有一个集体，去和平台商量这些事。

社会看待工作的眼光得变一变。不是只有坐办公室、搞研究才叫成功。学校应该多教孩子一些实际的技能，告诉他们职业有很多种，每一种做精了都有价值。媒体也别总拍我们要么惨兮兮，要么突然逆袭，就拍拍我们普普通通、认真生活的样子就好。

这座城，应该对我们友好一点。规划几个能安心停车、充电、喝口水的地方。那些大楼的管理规定，别总把我们拦在外面。我们也是这座城市运转的一部分，不是需要防范的“外人”。

技术，应该帮人，而不是压榨人。设计算法的时候，能不能也听听我们骑手的声音？能不能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考虑一下我们的安全和健康？技术应该让工作更有尊严，而不是相反。

说到底，什么是有尊严的劳动？我觉得，不是看你是用脑子还是用力气，而是看这份工作让不让你觉得自己是个完整的人，让不让你有成长的可能，让不让你觉得被公平对待。在这个越来越智能的时代，人的温度、人的联结、人的坚韧，这些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价值。

当我的身影，能被真正看见

晚上七点，我送完了今天的第42单。雨停了，城市的灯光亮起来，像一片倒过来的星空。我把车停在路边，摘下头盔，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脸上有头盔勒出的印子，衣服里外都潮乎乎的。手机屏幕又亮了，“叮咚”，新订单，在城市的另一头。

在中国这幅巨大的、快速变动的画卷里，我和我的电动车，是一个小小的、移动的墨点。我们连接起虚拟的订单和真实的需求，却被当作画布上无关紧要的背景。

说送外卖“丢人”，照出的其实是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扭曲。它暴露了我们多么狭隘地理解劳动，多么势利地分配尊严，多么集体性地回避发展的代价。当我们贬低一个职业时，我们伤害的不只是干这行的人，我们也在拆解社会团结的基石，亵渎劳动本身的意义。

改变，必须从“看见”开始。不是眼角余光瞥见，而是真正地看见——看见风雨里我们奔跑的身影，看见我们为省两分钟在车流中穿梭的惊险，看见我们手机里那些被压缩到极限的时间，也看见我们在这份工作中练就的认路本事、沟通技巧和坚韧耐性。看见我们的渴望，也看见我们身处的系统性困局。只有直面问题，而不是用一句轻飘飘的“都值得尊重”来掩盖矛盾，事情才可能真正变好。

我的尊严，我们这1300万人的尊严，最终拷问的是：我们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把人按收入和地位分成三六九等的金字塔，还是一个承认不同贡献、保障基本尊严的命运共同体？在这个科技飞奔、社会转型的时代，这个问题，从未如此紧迫。

夜更深了，街上依然有无数电动车在穿梭。车头的灯光划破黑暗，一道道，一闪闪，像流星，也像希望。或许，就在这些光点划过的轨迹里，藏着重新连接这个社会的线索，藏着让每一种劳动都保有尊严的可能——不只为了我们这些外卖骑手，也为了每一个在时代浪潮中，努力不被淹没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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