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批特赦的十个少将特务，罪大恶极者除了周养浩还有哪两个？

我们在《特赦1959》中看到，康泽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别人称他为“大特务”，在操起板砖砸“同学（在管理所战犯互称）”之后，他还特意找到管理所所长，强调自己是“第有正式军衔的军事干部”而非特务，王英光知道他这样说的原因。

事实证明，康泽的“顾虑”还真有那么一点点靠谱：从1959年到1966年，总共进行了六批特赦，1975年那批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全部特赦，前六批只有沈醉、董益三（曾任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郭 旭（曾任保密局少将经理处处长）、李俊才（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接班没几天，天津解放，他就自首了）等寥寥数名特务获得特赦，康泽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时，“认证”的身份是“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

最后一批特赦人员中有很多特务，这些特务的原单位，包括但不仅限于军统（保密局）、中统（党通局、内调局）和“国防部二厅”，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从原属军统（保密局）的十个少将特务中，选出三个罪大恶极的，然后讨论一下他们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

康泽之所以能比其他“同行”更早特赦，一方面是他被俘前已经不当特务很多年（去搞党务了），另一方面也是他年纪很大，身体很不好，在1962年就已经“保外就医”，继续留在功德林已经意义不大。

不管康泽是不是大特务，他的特赦时间都比较早，但提前特赦对他来说还真未必是好事，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的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师师长李以劻，1975年3月19日第七批特赦的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也曾当过多年大特务）在回忆录中都说，那十年间，前六批特赦的战犯中，只有康泽被那群特殊的年轻人收拾过，其他文史专员都没有受到冲击。

康泽为什么被那群年轻人收拾，我们看看沈醉的回忆录就知道了——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中揭老底：“康泽虽然只是官拜中将，但他是和戴笠齐名的大特务头子，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他的别动队员被红军抓去几个，他就把抓到的几个红军胸膛剖开，取出心肝等去祭奠他的部下。”

以当年的行径论，康泽可谓罪大恶极，所以文强在《新生之路》（群众出版社1983年出版）、李以劻在《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六辑）中都毫不讳言康泽挨了几下子。

康泽之罪，擢发难数，其他将军级特务，也有很多大家都认为可杀不可留，全国政协文史期刊《纵横》杂志2000年第12期刊发了一篇《“功德林”“秦城”记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54年初在全国‘镇反’运动之后，中央公安部收到西南公安部上报的一份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在重庆羁押的三名国民党首要战犯，职级较高，杀人过多，当地民愤极大，群众强烈要求予以镇压，请示部领导可否予以照准。”

我们查阅资料可知，当时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都在重庆学习改造，他们是全国高级战犯大集中时才进的功德林，但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比沈醉先到一步，这是为了什么，睿智的读者诸君当然能猜得出——《特赦1959》中宋希濂与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一同乘车来到功德林，在时间上稍有误差：宋希濂去得最早，沈醉去得最晚，宋希濂早去是优待，沈醉晚去是留在重庆暂时没有危险。

徐远举周养浩是1956年进的功德林，沈醉则晚一年，他在《我这三十年》中记得很清楚：“1957年国庆节后的一天，管理所的干部把我和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二十四军参谋长王靖宇等四人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们说：‘上级决定把你们四人转到北京去，你们好好准备准备，一两天内就动身。’这次从重庆到北京，是由两个管理所的干部陪同，和普通人一样，从重庆乘船到武汉，再从武汉坐火车到达北京。在船上的时候，我和孙渡等四人住在一个客舱里，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头天早饭后，我听到对面第一组房内传出几声很熟悉的四川口音，那高大的嗓门，一听就知道是比我早来几个月的王陵基。 ”

沈醉因为学习改造积极，所以1960年与董益三同一批特赦，而他们的十个“老同事”，这是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他们就是军统（保密局）东北区少将副区长陈旭东、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周养浩、局本部第一处少将处长鲍志鸿、训练处少将处长郑锡麟、少将专员段克文、河南站站长岳烛远、广东站站长何崇校、广西站站长谢代生、湖南站站长黄庚永、浙江站站长章微寒。

湖南站站长叫黄庚永还是黄康永，不同史料有不同记载，在沈醉的五本回忆录中，提到七次这个名字，都是黄康永：“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

黄康永已经逃出大陆，为什么又回来进了战犯管理所，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资料，知道他1975年特赦后先后担任浙江省政府参事室参事、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常委，这可比他逃到台湾可能享受的待遇高多了。

在最后一批特赦的少将特务中，黄康永肯定算不上罪行最严重的，起码他在长沙期间是支持和平起义的，而另外九人，可就不好说了，如果我们一定要选出三个罪大恶极、罪无可赦的，那首先一个就是周养浩，当年他在息烽集中营当主任期间，可谓坏事做绝。

管理干部孙曙在《重庆战犯管理所纪实》（《纵横》2003年第8期）中回忆：“军统局收发股长邓培新等知情人揭露周是参与杀害张露萍、张蔚林等人的刽子手，是霸占、强奸女犯的色鬼。在事实面前，周只得承认。”

曾在息烽集中营被关押多年（1941年到1946年）的李济深的秘书李任夫写了一本《军统息烽集中营黑幕》，对周养浩的罪行也进行了揭露：“张露萍，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演员。周养浩对她垂涎已久，屡以个别谈话为由，向其进攻，但周虽用尽心机，也无法达到目的，只有怀恨在心。我从张露萍处曾听到周养浩对女囚的种种侮辱，亦激于义愤向外泄露，被周发觉，大为震怒，于是对我们两人实行报复。他以破坏监规为理由，召集全监男女犯人于大礼堂将我杖打一百下，打得我血肉横飞，最后还将我镣禁，罚吃盐水饭一个月。张露萍也被镣禁，罚吃盐水饭半个月。”

据沈醉和文强回忆，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徐远举居然表现良好，还当上了《新生园地》“批评表扬专栏”责编：“徐远举性情暴躁、作风强悍，这些年来几次重病，都是政府派医生将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他感恩忏悔，认罪态度很好，学习劳动也积极，只要发现不利于改造的事情，如扯皮打架、分菜不匀、清洁卫生不负责、浪费公物等违反新生公约的自私自利现象，从不放过，他每每文不起稿地、毫不留情地揭发批判，加以生得豹头环眼，不顾人情世故，令人望而生畏。”

周养浩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并没有选择留下来当文史专员，而是一门心思要去台湾投奔老蒋，当时正赶上老蒋病入膏肓，小蒋关上了大门，吃了闭门羹的周养浩也坚决不肯回头，而是去了洛杉矶并最终客死他乡。

周养浩有没有改造好，读者诸君自有公论，他是该赦还是该杀，我们也要放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考量，对最后一批特赦的十个少将特务履历，大家可能了解的更多，于是我们最后的问题也就出来了：在您看来，这十个少将特务，罪不可赦的是哪三个？按照您的想法，这三个特务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