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对罪犯“越狠”，可能害处越大？——刑罚计算的底层逻辑

在一些恶性犯罪的新闻下面，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评论：“必须死刑！”“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大家的正义感令人动容。但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我想从专业的角度和大家探讨一个反直觉的观点：刑罚，并非是越重越好。在某些情况下，情绪化的重刑主张，甚至可能让我们的社会更不安全。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刑罚背后那套精密的“计算法则”。

首先，我们要明确现代刑罚的核心目的。

目前国际社会主要采用“威慑理论”，即刑罚不仅仅是为了惩罚已经犯罪的这个人，更是为了震慑社会上那些潜在的、可能犯罪的人，让他们不敢以身试法。

按照这个逻辑，似乎刑罚越重，威慑力就越大。但问题在于，刑罚是有限的，而罪行在理论上是无限的。

国家的刑罚体系，从拘留、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到死刑，就像一把长度有限的卷尺，死刑就是尽头。而犯罪的严重程度，却像一条可以无限延伸的公路——一个人可以偷一次，也可以偷一百次；可以杀一个人，也可以杀一百个人。

如果我们出于愤怒，轻易就把“卷尺”拉到尽头，后果会怎样？

刑罚很可能会过早地失去威慑力。

举个例子，假如法律规定：人贩子一律判死刑。

那么，一个带着孩子正在潜逃的人贩子，在可能被抓的时候，他会怎么想？

· 不灭口：被抓=死刑。

· 灭口：被抓=死刑；但逃脱的概率大大增加。

你看，对于这个罪犯来说，杀人灭口成了最“划算”的选择。法律的本意是震慑抢劫，却因为刑罚设置不聪明，反而在变相鼓励杀人。

这种现象，在法学上被称为“边际威慑失灵”。

它就像玩游戏时，你放一个大招和一次普通攻击，消耗的都是“全部法力”，那你肯定会每次都无脑放大招。

当轻重不同的犯罪面临同样的顶格惩罚时，我们就消除了阻止罪犯升级暴力的最后一道防线。

再举个例子：如果贪污100万是死刑，贪污1000万还是死刑，那么对于已经贪污100万的贪官来说，他会有何顾忌？他只会想着如何贪得更多，来掩盖之前的罪行或准备后路。

所以，情绪化的“一律重判”，看似解气，实则可能把我们这些守法者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那么，法律该如何避免这种困境呢？

答案是把刑罚看作一笔稀缺的“社会预算”。这笔预算（从拘留到死刑）是固定的，我们必须用它来“购买”最大化的社会安全。

理性的法律，会像一个精明的管家，建立起一套清晰的“刑罚价目表”：

· 偷窃 → 坐牢X年

· 抢劫 → 坐牢Y年 (Y > X)

· 强奸 → 坐牢Z年 (Z > Y)

· 杀人 → 死刑

这个价目表的核心目的，是给所有潜在的危险分子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请止步于轻罪！” 当你准备实施抢劫时，你知道如果升级为杀人，代价会从一个高等级瞬间跳到顶格。

这个巨大的代价差，就是能在关键时刻拉住他们、保护我们生命安全的关键。

最后，回答一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法律有时“轻罪重罚”，有时“重罪轻罚”？

明白了“预算有限”和“价目表”原理，其实就很好理解了。

为什么对“酒驾”处罚很严？

因为酒驾数量庞大且无处不在，直接威胁我们每个人的日常安全。法律必须将一部分宝贵的“预算”分配到这里，用一个严厉且敏感的处罚，强力遏制住这个庞大的犯罪基数。这好比预防疾病，多花点钱广泛打疫苗，远比大规模感染后再花巨款治疗，性价比高得多。

为什么贪污几百万和上亿，判刑可能相差不大？

这正是“卷尺”有限长度的体现。当罪行严重到一定程度（比如已触及“无期徒刑”刻度），再往上，刑罚的提升空间就非常小了（只剩“死刑”）。所以，法律对顶级犯罪的“区分度”会自然下降。这不是纵容，而是刑罚这把尺子的物理极限，让它无法精确丈量“巨恶”和“极恶”之间的全部差距。这就像我们的感官：你能轻松分辨35度水和45度水的区别，但很难分辨95度和96度水的区别——因为都已经烫得无法忍受了。

可能有人觉得这不符合大家对公平的直觉，别急，现实中还有一个关键变量，即破案率。

对一个潜在罪犯来说，他要考虑的犯罪成本不仅包括预期惩罚，还包括被抓概率。

就像我们曾经把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放得很宽，依然没能消除盗窃，而摄像头普及之后，短时间内盗窃犯罪率就急剧下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提出“命案必破”的口号，如果罪行刻度在这里已经用尽，那么我们就尽可能把破案率拉到极限，从这个角度来增加罪犯成本。

总而言之，法律的终极智慧，不在于在每一个案中都满足我们“同态复仇”的原始正义感，而在于用有限的资源，设计一套最精明的系统，来最大化我们所有人的长期安全。

动不动就呼吁“一律重判”，就像生病时要求医生直接上最贵的抗生素，不仅可能无效，还会催生更强的“超级细菌”，即更凶残的罪犯。

真正智慧的法律，应该像位冷静的精算师，严格维护“刑罚价目表”的梯度，确保每一分威慑力都用在刀刃上。

这，才是对社会最长久的负责与保护。

我是周兆成，做一名专业且有温度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