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哲思｜中山上书与历史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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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李鸿章

老正曾在《2025新年献词｜转动你的万花筒老正2025新年献词｜转动你的万花筒》中说：

历史是做好的万花筒，一切都已凝固。但后人看到的历史，却可以通过转动万花筒而改变。历史没变，变的是不同视角的万花筒般的变化。

譬如对何以中国？便表述各异：有的是整体俯瞰，有的是细处观摩；有的是通史分析，有的是断代剖析；有的是他者视角，有的是自我反思。但所通的是，都以各自的方式溯源历史、寻脉中华，以期读懂中国，读懂中华文明。（引自浙江出版社：《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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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

本书序言中说：历史的发展总是呈阶段性螺旋上升态势（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一定时期内的急剧性下跌）。在平静中孕育着突破，经过突破却又往往回复到先前否定过的阶段。当然，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

在中国近代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1894—1917年是最重要的时段之一。在这短短的20多年里，发生了重大的急剧性变化：

1894年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小站练兵、康梁公车上书以及引发的思想启蒙；1898年百日维新、帝后之争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的日俄战争、慈禧预备立宪；1908年光绪、慈禧去世；1909年溥仪即位；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10月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溥仪退位，同年4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1913年宋教仁遇刺去世；1915年袁世凯称帝，蔡锷讨袁护国；1916年袁世凯病逝，段祺瑞执政；1917年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溥仪又做了11天小皇帝，随后段祺瑞马场誓师，“三造共和”。

这20多年的“折腾”，构成了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分水岭，一个急剧变化的缩影。了解认识这20多年来中国政治变化与思想演进及其内在关联，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浙江出版社出版，马勇所著《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是本好书。老正将不定期与朋友们分享这本书所描述的这段历史，并试图从哲学角度做一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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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孙中山和陆皓东

中山上书｜历史偶然

这是发生在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前夜的一次不起眼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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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库尔诺（(1801—1877）

所谓偶然，按法国哲学家库尔诺的说法，就是指两个独立的原因级数所不能预测的巧合，而“巧合是两组无联系的原因的相遇”：饥饿令我走出家门到面包店去，同时，雨水使正在盖屋顶的工人手中的一片瓦滑落下来，掉到了我的头上。这件事就是 “巧合”，我在街上的原因和瓦片滑落的原因之间没有关联性。

把偶然与历史联系起来，就是历史偶然。历史中的偶然比自然界中的偶然多且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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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北上天津

1894年6月下旬的一天，在天津的一座府邸前，28岁的医生孙中山给门房递上自己的名帖和两封信，求见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孙中山是从上海乘船一路颠簸北上，满怀期待地来到天津的。

不一会儿，门房出来通报：李大人正忙于军务，无暇接见，你可到衙门办理护照，出国考察农政。

可以想见孙中山当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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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年～1921年，一说1922年），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家、启蒙思想家，也是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和爱国者。著有《盛世危言》。

孙中山北上求见李鸿章下了大功夫：年初在广东香山翠亨村的家中起草《上李鸿章书》。成文后，先请友人陈少白修改，又请上海名士王韬润色。为上书，先通过澳门乡绅魏恒获得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盛宙怀（盛宣怀之弟）的介绍信，又得到同乡前辈、思想家郑观应的亲笔推荐信，还请罗丰禄、盛宣怀为其引荐。然后才在陆皓东的陪同下北上。

之所以大费周章，是因为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提出了救国良方，即后来的著名的“四大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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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

人能尽其才：兴办现代教育，改革用人制度。地能尽其利：设立农政机构，推广农业科技。物能尽其用：发展近代工业，开发矿产资源。货能畅其流：修筑铁路，保护商业，畅通物流。

孙中山对此次求见李鸿章看得很重，不仅托了关系，设计了路径，而且还关闭了药房，斩断了退路。

结果却遭到李鸿章“借口军务匆忙，拒绝延见”，只派人为其办了一张“出国考察农政”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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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

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偶然。上书时间没选对，当他站在天津李鸿章府邸前时，李鸿章正忙。是年4月，朝鲜因爆发东学党起义，紧急向清廷求援。李鸿章既担心起义危及朝鲜统治和中朝宗藩关系，更担心日本干涉而不敢贸然出兵。6月初，听了袁世凯的话，才决意“遣兵代剿”，令丁汝昌、叶志超等率军赴朝。结果又正中日本借机出兵朝鲜的圈套。6月下旬，中日交涉正紧。7月下旬，甲午战争爆发。

如此，李鸿章忧心战局，孙中山一心献策，两件事正巧凑到了一块，凑巧即偶然。

今天看，尽在在情理之中。有人说李鸿章是因孙中山年轻且又是医生而轻视其主张，其实未必。

但无论怎样，此次北上求见，遭遇如此冷落，让孙中山无颜再见“江东父老”——那些曾经帮助过他的人。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此时的他已经由先前真诚想帮助清政府克服危机的改良者转变成了要彻底推翻清廷的革命者。

这一关键性转变，或许就是在天津李鸿章府邸前求见遭拒的那一刻瞬间完成的。当时所有当事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具有因果起点性质的偶然，这一偶然成为了历史发展进入必然趋势的初始。

孙中山不再相信洋务新政可以救中国，对其后1895年5月康梁公车上书提出的改良方案也不屑一顾了。唯念不忘的只是革命，认定中国未来前途，除推翻清廷，别组政府，再无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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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皓东

1895年1月，陆皓东与孙中山会合，加入兴中会。1895年3月，兴中会决定于重阳节（1895年10月26日）在广州发动起义，陆皓东还亲自设计了青天白日旗为革命旗帜。因故推迟后，起义计划暴露。陆皓东被捕，坚贞不屈，于11月7日英勇就义。孙中山赞誉他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

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革命军事学校时首次完整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宗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正式将这十六字确立为革命纲领。

李鸿章是否看过“中山上书”，史料并无记载，只称他“未予接见”，也有说他让手下“先搁着”。不过，就其为孙中山“出国考察农政”签发护照这一细节看，李鸿章似乎看过“中山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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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著名的《万国公报》

《上李鸿章书》当年并未被完全埋没。1894年9月至10月，它曾以《上李傅相书》为题，连载于上海著名的《万国公报》。

另有研究称，孙中山在1900年（庚子事变期间）还有一次试图接触李鸿章的举动，但仍未得其遇。

当然，也有一些说法称，李鸿章是接见了孙中山的，但也只是说法，并无实据。另前些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中，孙中山是见到了李鸿章的。但其实也无实据。

不论见与未见，不论是历史偶然，还是历史必然，亦或是偶然与必然掺合着的。最终，孙中山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却是确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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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出版社出版，马勇著

《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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