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北大法学教授赵宏的人均违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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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北大法学教授赵宏表示：如果治安违法记录永久不消除，那是不是到哪年就没有人可以考公了，（因为）人均违法了。

先讲个故事。

一个西方人问一个中国人：你信上帝吗？

中国人回答：不信。

西方人接着问：你为什么不信？

中国人说：我小时候想要一辆自行车，祈求了上帝，可什么也没得到。

西方人摇头：上帝不是这么信的！你应该先去偷一辆自行车，然后祈求上帝原谅，这样你就合理合法地拥有了一辆自行车！

校尉一直说，西方法学界有严重的宗教化倾向，其中很重要的一种体现形式，就是先鼓励你去偷一辆自行车，然后他们代表上帝来原谅你、拯救你。

在这个过程中，信众获得了心理安慰，教廷则得到了信众的信仰，进而得到了信众的一切。

这个套路，从欧洲中世纪的赎罪券，到殖民时代的应许之地，再到后来司法界的前科消灭与违法记录封存，从来没有改变。

回到赵宏教授的宏论。

首先阐明一点，人均违法与违法记录封存甚至消除，其中后者是因、前者是果。

有违法记录封存与消除，才有人均违法的社会环境；反之，如果违法必纠、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又怎么可能人均违法？

如果真是人均违法，那就是典型的乱世，而乱世用重典乃是最基本的常识。

赵宏教授的宏论，其实是给中国预设了人均违法的前提，不仅违背了常识、而且搞反了因果。

这种看似悲天悯人、实则逻辑混乱的宏论，其实建立在西方国家道德沦丧、法律异化的基础上，跟中国的社会现实根本没有关系。

这不过是赵宏教授自身意识的本能反应，而非她所处的客观存在的中国。

我们的言行，都不过是自己基因深处的镜像而已。

这种下意识给中国贴负面标签的行为模式，既是西方国家的惯用伎俩，也是西方国家内心深处对自我的真实认知。

以己度人，既是人性的弱点，也是人类的行为习惯。

因此，强盗眼中，都是强盗；圣人眼中，都是圣人。

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一句话就可以概括，那就是杨洁篪在安克雷奇留下的名言：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

因为我们总是用自己的道德标准来想象西方，因而总是把他们理解成好人；西方也总是用他们的道德标准来揣测中国，因而总是把中国界定为强盗。

更为不幸的是，中国内部有些人，也沿袭了西方的行为模式，试图用西方的道德标准来定义中国、影响中国，进而将中国改造成西方主子最希望的样子。

有点发散，继续说正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还没有广泛推行前科消灭制度与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也没有大面积废除死刑，因而也就没有毒品泛滥、盗抢遍地的治安乱象，更没有吸毒合法化、轻罪不入刑、零元购等司法乱象。

而自从西方国家将司法的重点由保护公众利益、守法人群转向保护边缘群体、罪犯群体，热衷于推广废除死刑、前科消灭等所谓的“先进”“文明”司法理念之后，他们的治安也随之不断恶化，直到半推半就地将吸毒、偷窃、零元购等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非罪化。

教廷管不住信徒，所以鼓励信徒犯罪之后再用上帝的名义忏悔。

西方国家管不住罪犯，所以鼓励他们犯罪之后再用人权的名义开脱。

校尉一直说，东西方文明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很早就完成了宗教世俗化改造，西方却始终被圈禁在宗教的泥潭中。关于东西方文明之比较，参见文明尺系列《文明的尺度：中美博弈，一场文明与公司的对决》

即便经历过文艺复兴的洗礼，在基因深处，西方国家依然未能摆脱宗教思维方式的影响，因而遇到挫折时，他们就会本能地从宗教之中寻求理论依据、思想慰藉、行为模式。

今天西方的政客、法官、检察官、律师，本质上说，与中世纪欧洲教廷的主教、传教士并无二致。

西方的司法体系，也越来越宗教化，一边热衷于打造各种人权理念，实际保护的都是罪犯，一边热衷于充当讼棍，从保护罪犯的过程中谋取个人私利。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司法体系中，道德沦丧乃是必然，人均违法自然也就不稀奇了。

但别忘了，中国从来没有人均违法，更没有道德沦丧。

而要防止出现这种人均违法的乱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打破法学界的唯西方论，必须杜绝中国司法体系也出现唯犯罪分子人权论的宗教化倾向。

中国的法律体系，应该更多地吸收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积极向上的一面，并将其与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结合，而非无脑照抄西方。

法律需要温度、需要人性，但这种温度与人性，一定要体现在守法公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