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学平｜即便被告人确认，侦查笔录也不能机械采信

按：来自邓学平律师一次庭审的当庭发言，系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

庭前笔录的采信与否不是由当事人单方选择或确定的。我们在法庭发问的时候，基本上每个人问完以后，公诉人都会问一个问题：“公安笔录真实的吧？”、“笔录看过的吧？”、“字是你签的吧？”在得到肯定性答复以后，检方就会如释重负。

为什么？还是以侦查笔录为准。当庭的回答是无效的，所以当庭的发问就是徒劳的。那么，还要开庭做什么？不还是侦查中心主义吗？事实上，侦查笔录的真实性不是由被告人单方就可以确认的。以这起案件为例，我可以给出十个我认为是无法辩驳的理由：

01

第一个理由。为什么说，某一个被告人说我庭前笔录是真实的，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其庭前笔录就一定真实呢？几乎所有被告人都记忆不清侦查笔录是如何记录的，也记忆不清在公安机关是如何供述的。在这种情况下概括确认公安供述属实没有任何意义。你都忘了你怎么说了，你还说你说的属实，这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02

第二个理由。所有被告人侦查笔录都存在巨大的前后矛盾。特别是关于我的当事人A的角色定位，几乎每个被告人的供述都前后不一。同一件事你有两个以上的说法，这时你说我在公安的供述属实，那么究竟是哪个说法属实？互相矛盾的事情，你说它都是属实的，那这个属实确认本身就无意义。

03

第三个理由。侦查笔录的不如实记录已被讯问录音录像等客观证据证实。这个时候你还说我的侦查笔录是真实的有什么用呢？我已经有客观证据证明你的这个笔录不真实了。

04

第四个理由。被告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面对侦查机关的“套路审”，包括精神控制、语言压迫、陷阱发问、指供诱供，根本没有逻辑能力和精神自由去抗拒侦查机关的陷阱发问。只能是节节退让，最终只能按照侦查人员的意思进行供述。当事人即便形式上进行了签字确认，客观上也没有能力确保笔录的真实性。他就没有精神自由，笔录签了字就能说它是真实的吗？

05

第五点理由。有些侦查笔录明显违反经验常识或逻辑常识，不可能真实。当事人所谓确认只能证明他对指控的恐惧、屈服，对法庭伸张正义的信心不足，此外毫无证明效力。

06

第六个理由。有些侦查笔录已被在案其他证据证伪。可以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略）

07

第七个理由。有些侦查笔录，哪怕是同一份，在内容上都自相矛盾、相互否定。当事人确认笔录真实毫无意义，甚至更显荒诞。

08

第八个理由。通过辩护人的当庭发问，已经有效地戳穿了许多侦查笔录的谬误。对于A的指证，不过是没有根据的主观猜测和随意臆断。许多当事人侦查笔录中的谬误已经得到澄清，很多措辞的含义和语境已经得到明晰，很多说法的不实已经得到纠正。这是法庭调查的重要成果。没有理由置整个庭审程序于不顾，一味盲目采信庭前侦查笔录。否则的话，法庭只要干一件事就行了：核实侦查笔录的签字即可。当庭问：“这个笔录是不是你签的字？”回答“是”，庭审就实质性结束了。不要再法庭发问，举证质证也不要再搞了，那么开庭就变成实质上的书面审理了。

09

第九个理由。同一个事实，公诉人发问和辩护人发问，通过不同的发问角度和发问方式，被告人的回答就经常不同。通过十几天的庭审，这个现象是很常见的。公诉人问，被告人是一种答法；我在公诉人发问的基础上进行追问，又是另一种答法。那凸显了什么呢？口供的可塑性极强，极易被人为操控。侦查笔录因其侦查过程的封闭性，他人无法参与，公诉人又拒绝提供讯问录音录像，导致整个对话场景无法还原，真实的对话过程无从得知。把过程省略掉，拿出一份结论性的纸质笔录，公诉人告诉我这就是事实真相。我要大声的说NO，纸质笔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过程，并非侦查过程的原始、完整记录。两者是不能画等号的。

10

第十个理由。所有的冤假错案几乎都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这些有罪供述都经过了当事人的签字确认。秦桧构陷岳飞的证据材料当中想必也有很多口供，想必口供中也有当事人的签字画押，但事后证明仍然是一个冤案。如果按照公诉人的指控逻辑和证明逻辑，我不禁要问，如果岳飞案发生在当下，是否公诉人也会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以定案？

以上10点理由都证明：侦查笔录不实的地方，不能因为当事人说以侦查笔录为准，最后定案就真的能以侦查笔录为准。还是要结合全案的证据，结合当庭呈现、还原的事实进行综合认定。除非法院根本不想查清事实真相，根本不想伸张正义，否则这些个道理都是很浅显的，很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