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 | 红色儿童电影的百年叙事与精神图谱

红色儿童电影，作为承载革命记忆与理想主义的艺术类型，自诞生以来便以儿童之眼凝视时代之变，用稚嫩肩膀扛起民族叙事的重担。

原文 ：《回望百年红色儿童电影》

作者 |四川美术学院 高榕/博士 上海大学 谭旭东/教授

图片 |网络

历史脉络：红色儿童电影的光辉轨迹

红色儿童电影的发展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至今大体经历了六个时期。

1930—1949年：烽火淬炼的影像启蒙。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中国儿童电影首次承载革命启蒙的使命。左翼影人以现实主义笔触，将流浪儿与乞儿碎片化的生存困境升华为民族命运的隐喻。蔡楚生《迷途的羔羊》（1936）用流浪儿童小三子的被收养经历勾勒阶级压迫的巨影，赵明与严恭的《三毛流浪记》（1949）以夸张的儿童形体对比，控诉社会不公之荒诞。当三毛和流浪儿们欢天喜地加入解放队伍时，儿童的美学意象完成了从“苦难样本”到“新生符号”的蜕变。

1950—1966年：红旗下生长的小英雄。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被赋予建构集体主义信仰的文化职能。《鸡毛信》（1954）以海娃羊尾藏信的童稚智谋诠释革命品格，《红孩子》（1958）用江西苏区少年游击队激活“时刻准备着”的红色誓言，《小兵张嘎》（1963）凭借“堵烟囱”“炸炮楼”情节，将嘎子的个人复仇升华为集体信仰。这一时期的“小英雄”谱系以集体主义的理想光芒，凝聚了数代青少年儿童的精神坐标。

1967—1978年：红色符号的仪式化形塑。特殊时期的红色儿童电影，构建了“党与儿童”双向奔赴的符号学范例。《闪闪的红星》（1974）中潘冬子万分珍惜的红星传递着信仰的火炬，《烽火少年》（1975）中小松在向领袖致敬的欢呼声中坚定了方向，《火娃》（1978）中苗族孩子火娃深切地感受到了“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的伟大力量。这一时期，“党的孩子”象征系统在中华民族精神图谱中镌刻下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

1979—1989年：人性复归的叙事革新。改革开放十年，红色儿童电影迎来人性复归的诗意转向。《报童》（1979）以报童石雷经历父母牺牲的情节，细腻地展现了孩童失去亲人的错愕与精神成长，使历史伤痛具象化为个体生命体验。《啊！摇篮》（1979）通过李楠从教导员到保育员的思想转变，揭示了成人对战争的重新认知。《十天》（1980）中的阿峰、虎仔和兰妹与《苏小三》（1981）中的流浪儿苏小三，打破完美小英雄的范式，展现出革命洪流中鲜活的生命力。这一时期将革命史从宏大叙事转向个体生命体验，使战火中的童年既有历史纵深感，又具情感共鸣。

1990—2000年：市场转型的多元实验。市场化浪潮下，《战争子午线》（1991）开启了对微观个体叙事的大胆实验。以12个少年的生命陨落，颠覆了传统的战争英雄模型，形成战争伦理的深刻叩问。《战争童谣》（1994）中姐姐“小草”成了“小英雄”，突破了“少年英雄”的传统定式，娇柔却刚强的少女形象为银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实验精神，既保全红色基因，又拓展艺术表达的边界，展现出世纪之交的文化思辨。

2000年后：困境突围与复兴机遇。进入21世纪，红色儿童电影在市场化狂潮与全球化娱乐的夹缝中步入转型深水区。红色儿童电影面临的核心矛盾，其本质是革命话语与大众娱乐、历史语境与现代审美、教育功能与商业逻辑的三重矛盾。市场维度的困境源于资本逻辑的碾压。《少年杨靖宇》（2015）、《红星闪亮》（2022）等小成本作品因缺乏明星阵容与特效加持，难以进入主流院线排片。意识形态启蒙功能、商业回报以及配合德育实践的三重要求导致创作端陷入“半纪录片半少儿电影”的状态。面对困局，红色儿童电影，不仅要抓住机遇进行技术升级和流量攫取，更需在新时代的精神坐标系中重构价值共鸣。

精神图谱：红色基因的艺术化传承

红色儿童电影通过少年儿童的视角，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勾连，强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乐观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功能，为新时代赓续红色基因提供了生动的文化资源。

首先，红色儿童电影向儿童传递了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承担了儿童信仰的启蒙与使命的觉醒的角色。在革命烽火中体现爱国担当，《鸡毛信》中的海娃、《小兵张嘎》中的嘎子、《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红孩子》中的苏保这些角色从天真孩童蜕变为革命战士的过程，恰是民族精神代际传递的隐喻。英雄主义的多元诠释则突破了传统“高大全”范式。《少年彭德怀》以领袖的少年经历揭示反抗压迫的初心，《孙文少年行》通过孙中山的童年求索勾连“天下为公”的宏愿，将英雄叙事锚定在人性觉醒的根基上。银幕上的每一次微小抗争都在诠释：爱国不仅是宏大的历史使命，更是每个个体对正义的坚守。

其次，红色儿童电影反映了集体主义与团结协作及共生共荣的生存哲学。《地下少先队》中的报童网络、《英雄小八路》中的身体电话线，将儿童协作升华为战斗力的放大器。《跳动的火焰》中的火柴厂童工以集体罢工对抗压迫。《两个小八路》中的小战士融入群众完成潜伏，则凸显了组织化抗争的力量。这些影片证明了集体智慧才能铺垫革命的胜利。更富创造力的是超人类联结的集体隐喻，《赛虎》中神犬赛虎机智救主人、《黑马》中爱犬黑马助游击队突围，通过动物与人的共生关系，暗示集体力量超越物种界限。这些设定也将集体主义精神泛化为一种生存哲学。

最后，红色儿童电影传递了乐观主义与奋斗精神。理想主义的精神乌托邦为残酷现实赋予意义，《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凝视红星等待黎明，《五彩路》中的藏族少年追寻“彩虹尽头的解放军”，将政治理想转化为童话般的精神意象。《战争子午线》通过两个时代的撞击来呼唤纯洁的心灵和奉献精神，以诗化表达让革命信仰超越时空局限。这种政治化的童年美学在新时代依然焕发生机。《白骆驼》中草原孤儿与牧民的共生，《再见，我们的1948》中北平童工偷枪献革命，延续了“以天真为武器”的叙事传统。

总之，红色儿童电影构建了百年的中国精神图谱，既是革命历史的艺术注脚，又是民族文化基因的存储器。回望百年中国红色儿童电影的演进历程，不仅能看到薪火相传的革命精神，更能发现其在新时代的崭新使命——这些镌刻在时代胶片中的光影记忆，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照亮新征程的影像火炬。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分体史研究”（23&ZD289）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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