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看到外国政府破产或关门的新闻，许多人已笑不出来

美国政府关门43天，破历史记录。

但这次与以往不同，网上不仅出现了许多真知灼见，就连那些无脑唱衰的声音也明显变少了。无独有偶，看到外资企业不断撤离中国，惋惜和反思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多。这说明大家看待事物的视角有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多少能透过现象看到一些本质了。

不可否认，仍然有很多大肆嘲笑美国政府动不动就关门的人，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政府之所以会关门停摆，是因为它没有无限花钱的权力。同时，美国国会并不是一个花瓶或摆设，而是一个有监督权的部门，能对美国政府予以立法和财政上的制约。

美国人民允许自己的政府关门，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么做既是对美国全体纳税人的保护，也是对美元信用的维护。否则，一个想花钱就花钱的政府，在它被历史淘汰之前，将无可避免地透支本国货币的信用，洗劫全体国民的财富。

恶人之所以会痛改前非，大部分都不是因为良心发现，而是因为被打疼了。美国人民让政府关门，就是他们对美国政府及特朗普滥用权力的惩戒——只有把这群代表权力的公职人员打疼了，这些人才会乖乖爬进制度的笼子里，履行为人民服务的本职工作。

被打疼的不光有美国政府，还有希腊政府——2011年，希腊政府面临7次濒临破产的窘境，为了继续留在欧盟，希腊被禁止大规模发债，从而断掉了用天量债务填补财政窟窿的路。按照欧盟援助的要求，希腊必须对其经济体制实施关键改革，其中一项要求是严格控制政府开支，削减冗余的公职人员，希腊政府没有选择，只能硬着头皮上。

当时在国内网络上，对希腊幸灾乐祸的声音层出不穷。但现在再去看希腊，会发现它的经济已然腾飞。

数据显示，2024年希腊人平均净收入比2019年增长了近24%，2024年希腊未婚无子女劳动者（主要是年轻人）的税后平均年净收入为18709欧元，较2019年的15112欧元增长3596欧元，增幅约为23.8%。

请注意，这是税后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希腊年轻劳动者实实在在的收入，一年有15万人民币，如果换算成月收入，约在1.25万人民币。看到这个数字，不知道还有没有人会嘲笑希腊曾是一个差点破产的国家。

再看一个例子，2013年，美国底特律市政府向联邦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然而，短短2年后，底特律的经济就开始复苏，《财富》《福布斯》等多家知名媒体公开将底特律称为“下一个硅谷”。

底特律经济复苏的原因很简单，政府破产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存在，政府仍然存在，却需要基于法院对其破产重组的要求大幅减少开支。当政府开支减少，所需的税收也跟着减少，当地企业的税赋压力得到缓解，这就让底特律重新成为了一个成本洼地，不断吸引新的企业入驻。

尽管底特律尚未恢复到它最鼎盛的状态，但据底特律市政府在2025年9月15日发布的公告来看，预计其2025财年将获得6000万美元的财政盈余，早已脱离了借债度日的窘境。

以上三个例子都清晰无误地证明，在西方国家，允许政府停摆、允许城市破产，是为了避免债务不受限制地扩张，避免让全体纳税人为个别无良官员的错误买单。

大道至简，没有效率的企业，就应该让市场把它打疼，而不是通过补贴，或通过给予其垄断的地位来鼓励它继续生产低质的产品。背负高额债务的政务实体，也需要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清理与政务相关的低效裙带企业，通过一系列措施给那些真正创造价值的企业以及个体经营者减负。

“关门”也好，“破产”也好，本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法大于政”的制度保障下，通过强制的法律手段来迫使政府缩减开支，并接受第三方的监督。为什么需要强制？因为既得利益者会用各种手段阻止关门，阻止破产。

这里强调一下，“法大于政”以及“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是西方这些破产政府得以起死回生的必要条件。

试想一下，如果“政大于法”，美国政府怎么可能依法关门？它会反过来修改法律，让自己永远都不必关门。

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起到的作用，是令政府缩减开支的进程公开透明。对底特律市政府而言，监督者是主持其破产程序的独立法院，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监督者是国会，对于希腊政府而言，监督者是欧盟。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三方的监督，那么掌握权力的人为了不让自己的利益受损，往往会通过减少那些必要开支，如教育、医疗的经费，或提高公共服务的价格，来完成财政平衡的目标，这么做反而会加重对民生和经济的损害。

总之，西方国家的政府并不是什么完美的表率，同样犯过很多错误，但西方从一次次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制度经验，值得后来者深思、学习并予以改进。

很高兴看到，网上能够理性看待外国政府关门或破产的人越来越多，这无疑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