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沈醉等特赦战犯分配工作，结果顶头上司曾上过军统黑名单

1961年冬末，北京西郊的雪尚未融化，驻地管理干部便开始为第二批特赦人员的去向做最后统计。名单里最扎眼的名字，依旧是当年军统“红人”沈醉。从苏州听候分配到进京报到，只隔了两个多月，速度之快让不少同批战犯暗自吃惊。有人私下嘀咕：“看来中央真是说话算数，不耽误人办正事。”

过完阴历年，正式任命文件下达。沈醉、范汉杰、罗历戎等人被派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待遇一百元。和大多数同伴不同，沈醉并不满意，他更想留在北京市政协，既能离家近，也少些尴尬。当晚，他在旧宫招待所的小炭炉旁踱来踱去，最后摇头苦笑：“服从吧，再挑三拣四，又要落人口实。”

抵达政协机关当天，他领到两张证件：一张是文史专员医疗证，另一张是进出礼堂俱乐部的小绿票。看似普通的证件，对特赦人员却是一纸信任。可真正让沈醉紧张的，是即将见到的那些昔日受害者。军统时期，他主持审讯、签发逮捕，留下的仇怨太多，担心重逢时场面难堪。这份顾虑，在走进礼堂侧门的那一刻达到顶点。

正午十二点左右，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政协副主席高崇民先出现，后面跟着常委阎宝航。高崇民身材高挑，手里还攥着一本剪报。阎宝航见沈醉先是一愣，随即主动打招呼：“沈先生，到机关安顿好了？”短短一句，把彼此的身份推到明面。沈醉忙不迭鞠躬：“多谢关心。”只这一秒，往昔重庆情报处的影子全浮上来——那时的高崇民曾被军统监视，而阎宝航干脆列在“东北特别工作组”的黑名单首位。

高崇民并未流露不悦，他把剪报递给沈醉，语速平缓：“我读了你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里面有些线索值得追溯。再写时，别忘记交代背景，更方便后人。”说完，点头离开。对话不过十几秒，却像一盆温水，先让沈醉尴尬，又迅速冷静。原本准备好的歉意和自责，全卡在喉咙。他转身去了机关食堂，只点了碗青菜面，席间一句话没说。

回到办公室，沈醉翻看往日卷宗，不禁回忆。1941年秋，自己初到重庆，听说戴笠给东北救亡总会送过巨款。同僚议论纷纷：高崇民是左翼人士，为什么“疯子”戴笠反倒送钱？沈醉带着疑惑几次旁敲侧击，得到的答案只有五个字：“上峰另有用。”直到1946年初，重庆较场口国共旧政协庆祝大会被破坏，多名爱国人士被打，高崇民差点受伤，沈醉才读懂“送钱”背后那张更大的渔网——拉拢、监控、再逮捕。

事与愿违。特务队伍风声鹤唳，高崇民在王化一帮助下脱身。追捕令连夜下达，却扑了空。多年后，主角成了自己的上司。命运的反差，沉甸甸压在沈醉心口。

阎宝航和沈醉真正坐下来，是在文史委员会一间小会议室。阎宝航打开话匣：“较场口那一天，我印象太深。有工人挤进主席台救人，特务拿着木棍乱砸。要真是流血冲突，后果不堪设想。”沈醉低头记录，末了还是抬头硬着头皮说：“那是我难以洗刷的污点。”阎宝航摆手：“个人情绪放一边，史料最重要，写客观事实。”语调平静，却把界限画得分明——赎罪靠行动，不靠辩解。

往后一年，沈醉几乎每天埋在资料室，整理旧档、撰写自述。他给自己列了清单：1940至1945年重庆军统内部结构、行动代号、文件编号，一个不漏。政协档案处工作人员半打趣：“你这比口供还详细。”他回一句：“越详细，越让后人看清曾经的黑暗。”言语简单，却透出决心。

另一方面，中央对特赦人员的管理政策也在磨合。经济上发放生活补贴，政治上安排见学、座谈，思想上定期谈心。不可否认，这套组合拳的成效，正通过沈醉们的变化显现出来。几位老民主人士对他态度缓和，某次饭后还邀一起听评剧；而机关年轻干事则把沈醉当“活字典”，遇到重庆史料就去问。气氛逐渐正常化，日常相处无须处处拘谨。

1963年春，沈醉完成《沈醉日记（1937—1949）》初稿，交呈文史委。审核过程中，高崇民批注了一行字：供参考，可再充实。态度平和，没有一句旧账追究。沈醉长松一口气，也对接下来的修订有了动力。书稿定稿后，很快分发给各省文史馆，成为研究军统史的重要参考。

同批特赦人员里，有人走上文史岗位，有人被安排到博物馆、出版社。尽管单位不同，可核心任务一致：还原历史、提供资料。退去昔日戾气，他们对外界的感谢不再张扬，更多体现在笔端、在案卷、在细致交代的一个名字、一段时间、一个地点。

值得一提的是，特赦制度的实行并不意味着“既往不咎”。相关部门三个月一次思想汇报、半年一次劳动鉴定、必要时的社会访谈，环环紧扣。对涉案重大者，还设有补充调查。政策温和，并非毫无底线，这一点沈醉心知肚明。他常跟同事叹：“制度在，才有安全感；规矩在，才有公平。”直白却准确。

1965年秋，沈醉初次以政协代表身份赴地方调研，足迹遍及辽宁、吉林、黑龙江，行程安排由阎宝航亲自批示。这条走线，象征意义巨大——谁能想到昔日黑名单上的候补“要犯”，如今牵头整理东北近代工业史？外地报纸短评一句：“特赦人员在建设中找到定位。”句式简单，却映射出国家态度的转变和包容。

回看1962年那张分配通知，短短几十字，却改变了若干人的路线。对沈醉来说，真正的考验不是是否被原谅，而是能否持续提供有价值的史料。直到晚年，他仍在修订回忆录，自嘲“以补过的心态整理旧账”。同僚评论：这位前军统高官在纸上和自己较劲，算得上别样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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