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这能促进西非与中国的深度交流”（我在中国·行耕记）

本报记者 孙海天

哈菲兹在做实验。

伊托卢(右)正与同事交流。

戴维在为苗种喷水。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供图

哈菲兹时常会想起家乡贝宁那片焦渴的土地。作为贝宁国家农业研究院的育种博士，他最清楚干旱对玉米收成的威胁。筛选抗旱品种，是他和同事们长久以来的攻坚方向。

那是一项近乎原始的苦差事。试验田里，密密麻麻摆放着几百个水桶，每个桶里栽着不同的玉米品系。“我们得手动控制每个桶的浇水量，”哈菲兹比画着，“过程烦琐、枯燥，而且极易出错。当你要同时处理500个品系时，简直是一场噩梦。”

这道困扰他多年的难题，能否在中国找到答案？

怀着这份期待，哈菲兹来到了位于北纬18度的海南三亚，这片被称作中国种业“南繁硅谷”的田野。与他同行的，还有来自贝宁的戴维和来自布基纳法索的伊托卢。

他们是各自国家农业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怀揣着沉甸甸的“家乡课题”，作为中非研究伙伴关系加强国家农业研究体系(NARS)能力建设的首批来华交流学者，不远万里来赴一场东方之约。未来一年，他们将扎进田间与实验室，为遥远的故土，寻找破解粮食安全难题的钥匙。

带着故土的“课题”，奔赴一片创新的热土

冬日的三亚，暖阳依旧。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的基地里，连片的试验田绿意盎然。田垄间，除了忙碌的中国科研人员，时常可见几张“洋面孔”。他们正是哈菲兹、戴维和伊托卢。他们带着为祖国解决问题的决心，远离故土，寻找答案。

哈菲兹的祖国贝宁共和国，地处西非中南部，农业是经济支柱，棉花、大豆、菠萝等作物已成功进入中国市场。但对于占农业人口近八成的玉米种植户而言，“靠天吃饭”的局面仍未改变。一株主粮玉米的枯荣，牵动着无数家庭。

“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来寻找最顶尖的玉米遗传学技术。”36岁的哈菲兹说。

戴维同样来自贝宁，这位29岁的西非气候变化与土地管理局研究员，博士期间曾尝试为家乡的伊南谷地区开发一套农业模型，用以提升水稻产量。他为此收集了海量数据，却受限于技术和方法论，迟迟无法突破。“当我看到这个交流项目里包含‘建模’的内容，我知道，机会来了。”他要寻找的，是能点亮数据的“算法”。

而对40岁的植物病理学专家伊托卢来说，他的“敌人”是一支“看不见的军队”。稻瘟病、细菌性病害……这些微生物世界的“侵略者”，在他的祖国布基纳法索极其猖獗。

西非内陆国布基纳法索，意为“正人君子之国”，保障粮食安全是其重要民生任务。近年来，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当地的小米和水稻产量已实现翻倍增长，这让伊托卢对中国技术充满信心。“我从资料里看到，中国在植物抗病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必须亲眼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他的目标，是带回能够抵御病害的“盾牌”。

干旱、低产、病害——三道束缚着非洲农业发展的枷锁，将三位青年学者紧密联结。然而，现实的第一课，比想象中更严峻。

抵达三亚不久，戴维就因水土不服病倒了，在医院里度过了整整两个星期。身体的不适，叠加着全然陌生的环境，巨大的孤寂感将他包围。“最难的是语言。”戴维回忆道，“我躺在病床上，却无法和护士顺畅交流，那种无助感，至今记忆犹新。”

项目方的老师得知情况后，立刻为他送来一部带有翻译功能的手机，并时常探望。“那部手机帮了我大忙。”戴维笑了，“更重要的是，医生、护士和学校老师们的耐心与关怀，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在异国他乡我不是一个人。”

“虽然相处时间还短，但我能感觉到中国人非常友好、热情。”哈菲兹说，“他们愿意合作并接纳外国人，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有机会站在这里。”

一台相机带来的震撼

在南繁院的试验田里，哈菲兹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吸引。一排排作物上方，一台轨道式高通量表型采集平台正缓缓滑过。它就像一台给成千上万株作物做CT的机器，用不知疲倦的“眼睛”——高清相机，细致地扫描着每一株玉米的叶片。株高、叶面积、叶片颜色……所有肉眼难以量化的细微变化，都被精准捕捉，转化为一行行清晰的数据。

“就是它!”哈菲兹的内心涌起一股激动。他知道，这台设备意味着，过去需要数月人工劳作才能完成的抗旱性筛选，如今几天之内就能获得更精准的结果。

“用一台相机扫描作物的所有叶片，通过分析图像就能精准评估植株对不同水分的反应。这是我们国家没有的全新技术。”哈菲兹充满兴奋，“从‘五百个水桶’到‘一台相机’，这不仅仅是工具的进步，更是育种理念的一场革命。我迫不及待地想掌握它!”

这种从“靠人力”到“靠算力”的转变，并非个例。在这里，他们不仅能接触到最前沿的设备，更能感受到一种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

戴维的导师，是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非洲科学院原院长菲利克斯·达帕雷·达科拉。这位73岁的加纳科学家，如今是南繁院的全职高级顾问。他与中国大豆育种专家韩天富并肩田间，调整育种方向，选育高固氮的绿色大豆品种。“我们一起找到了最优的品种与根瘤菌组合。”韩天富说，“这意味着未来用很少的氮肥就能生产大豆。”他们的合作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共同推动非洲大豆产业发展。

在同事眼中，这位国际“大咖”毫无架子，常和学生们坐着三轮车下地。晚上，达科拉会准时出现在中文课堂，笔记本上记满了拼音。“中文很难，但我想学好，这样能交更多中国朋友。”他的计划很充实：组建一支由中非青年科研人员组成的跨国团队，并在这里至少工作5年。

“这里有世界一流的科研设施，更有专注敬业、真诚友善的合作氛围。”被导师的活力鼓舞，戴维充满期待，“我想学习如何开发与智慧农业、气候变化相关的模型。中国人在这里开发了哪些数学和农业流程？我想把这些学到手，然后应用到我的国家。”

而令伊托卢感到惊喜的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快速的病害鉴定技术、先进的基因编辑工具，都向他敞开了大门。“中国拥有丰富的抗病基因资源，并且在利用这些基因改良作物品种方面走在了前面。”他说，“我想学习他们是如何找到并运用这些基因的。这是筛选优良品种的基础。掌握了它，我们就能建立自己的‘病菌库’，为培育抗病新品种提供‘弹药’。”

我们是“第一批”，更是“架桥人”

“我们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学员。”哈菲兹告诉记者，他们是探路者，更是播种人。在南繁的一年，不仅要学到技术，更要为未来更广阔的合作播下希望的种子。

这份希望，已在非洲大陆开花结果。在中布两国农业专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杂交水稻品种在布基纳法索试种成功，平均单产可达每公顷9吨，远高于当地品种。而在贝宁，大豆已成为出口中国的重要农产品，一场大豆与玉米的“对话”，正紧密联结着相隔万里的两个国家。

“我们的传统小农户，也拥有世代传承的农业知识。”戴维满怀期许，“也许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将现代技术与这些本土知识结合起来，催生出更具适应性的创新方案。我希望这能促进西非与中国的深度交流。”

伊托卢则期待着更具体的合作。“我们可以交换种质资源，让中国的优良品种在非洲的土地上试种；也可以推动设备和技术的转让，帮助我们的农民改善生产。”他相信，这种双向奔赴的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

“中国的农业水平世界领先。我相信，凭借在南繁学到的技术和理念，我们一定能推动本国玉米还有其他作物的产量实现新的突破。我们希望与中国建立非常牢固的伙伴关系。”哈菲兹说。

这份伙伴关系，正在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CAASTIA)的框架下，在南繁这片热土上不断深化。从一个人的求索，到一群人的合作；从单向的技术学习，到双向的交流互鉴。这些“洋面孔”的故事，正是中国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的生动缩影。

“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派遣自己的学生来这里，或者邀请中国专家去我们那里，将现代科技与我们的传统农耕智慧相结合。”戴维笑着说起他的期许。

夕阳下，海风轻拂着试验田。不远处的崖州湾科技城灯火渐明。哈菲兹、戴维、伊托卢——这三位来自非洲的“新农人”，正在这里扎下根来。他们播下的，不仅是增产增收的技术种子，更是跨越山海的友谊与希望。一场关乎土地、种子与未来的中非合作新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