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吉林首起间谍大案，潜伏者落网，结果令人意外（四）

书接上回。

　　看守所军代表介绍，“熊立秋”入所以后，羁押于九号监房。那是一个大监房，关押着十九名人犯，其中不乏惯匪、大盗。事后想来，“熊立秋”入所后的情况本该引起所方的注意。当时此类场所的牢头狱霸一向是普遍存在，老犯人欺压新犯人也是如江湖规矩一般的铁律。

按说像“熊立秋”这样的新犯人进去，必须向老犯人有所表示，请看守员去外面代购食品衣物孝敬牢头狱霸，如果身无分文，只能对牢头狱霸溜须拍马，并提供种种劳役服务。而这个来自长春的新犯人，尽管身上钱钞不少，可除了购买毛巾牙刷等日用品，并无其他开销。再说新犯人入监，其铺位一般是整个儿监房里最差的，多在尿桶旁边，可“熊立秋”竟可以挨着牢头，晚上人家还把自己的一条压被的大衣给他盖上。

　　这些异常情况，看守员是国民党留任的，因对此习以为常并没向军代表报告，而军代表没接触过这一行，不懂，就给疏忽过去了。出事后有看守员说起，军代表这才如梦初醒，当即挨个儿提审九号监房的人犯，得知“熊立秋”进来后报了一个江湖上有名的匪号，又跟牢头“友好切磋”了一下功夫，牢头自然不是受过“军统”训练的柳大有的对手。牢头折服，其余犯人自也服帖。

　　可是，这样厉害的一个主儿，怎么会突然中毒身亡呢？此时吉林刚刚解放才五天，看守所还是按照以前的老规矩行事，其中有一条，寻常轻罪人犯家属可以送吃食进来，像柳大有这样类似行政拘留的当然够得上这个条件。昨天中午开饭前，看守员老赵送来一个带提柄的铝饭盒，说是家属给“熊立秋”送来的。老赵回忆，当时“熊立秋”的神情显然十分意外，盯着饭盒反复看。

老赵就为他为何愣神，“熊立秋”解释说这个饭盒好像是我堂侄两年前入职铁路局时用来带饭的。接过来仔细一看，饭盒一侧下方“柳树棠”三个墨绿色的字迹依稀还能分辨出来。老赵一听，随口问你堂侄姓柳，你怎么姓熊？“熊立秋”解释说我是随的母姓，又问老赵这饭盒是什么人送来的。这个老赵就不清楚了，对方只能把饭盒送到门岗，再由门岗转送进来。

据同监房的人犯说，到了开饭时间，柳大有把饭盒打开，里面是红烧肉、卤蛋和肉圆，监房里顿时香气四溢，惹得众人禁不住伸脖子盯着看。“熊立秋”很大方，就让对牢头和身边另外两个人犯先吃，直到牢头和那两人吃了红烧肉又吃卤蛋都没事，“熊立秋”仿佛终于放了心，不料刚吃了两口，毒性就发作了。

　　法医此时对剩下的肉圆作了检验，每个里面都裹着一颗极小的外封蜜腊的药丸，估计是烹饪后放进去的。之所以把毒药下在肉圆里，很有可能是因为凶手知道柳大有特别喜欢吃这种菜肴（后来向死者堂兄调查时也证实了这一点）。

　　刑侦队的小祝负责对柳大有的猝死进行调查。小祝虽然才二十一岁，但聪明好学，人又勤奋，在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他让军代表把所有与那个饭盒有过接触的人员一一唤来询问。据岗哨说，他是从一个四五十岁的家庭妇女手里接下饭盒的，对方自称是在押人犯“熊立秋”的嫂子。

岗哨收下饭盒，就向相隔十多米的看守员办公室喊“有人送东西来了”。当时办公室里有三个看守员，靠近门口的老赵就去岗亭把饭盒拿到值班室后，当着另外两个同事的面揭开盖子，象征性地目检一下，就拎着饭盒送里面去了。小祝认为那个送饭盒的女人十分可疑，就在这个时候，盖南云那边就把这个案子接过去了。

柳大有虽然有了下落，可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之前专案组有过这样一个思路：如果二厅的特务已经获取联络图，那必然就会把柳大有灭口，因为只有死人才能把“保密局”袁姓少将辛苦组建的这个潜伏特务组织控制到手里，让其为二厅效力，这样同时，也是为了掩盖二厅与保密局这桩争抢功绩的最佳手法。

　军统与中统之间互拆台脚、争抢功劳的事层出不穷，但这种内部倾轧毕竟还是有底线的，有些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比如公开的武力火并或是向敌方暗送情报致使对手遭殃，这事就是绝对不能干的，所以这次二厅的特务对柳大有的行动实属出格，竟然把人家的队伍连骗带抢弄到自己手里。这事如果闹到上边，即便是国民党二厅长郑介民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郑介民时常说自己是科班出身的特工专家，以区别于戴笠、陈立夫、徐恩曾、毛人凤等。蒋介石让其执掌“国防部“二厅后，他经常告诫下属“行事要有规矩”。可以想象，如果此事被抖搂出来，不论此举是不是郑的授意，他都会找替罪羊背锅，一定会有人掉脑袋。所以策划此次行动的二厅特务必须做得天衣无缝死无对证。

　　现在，既然柳大有被毒毙，那就证明密件已经落到了二厅特务手里，所以查获密件为专项使命的专案组只能另起炉灶，之前专案组的对手是“保密局”，现在换成二厅中统特务了。

于是新的调查思路也随之形成，毒毙柳大有的食物是装在其堂侄柳树棠的饭盒里送进看守所的，送饭的妇人自称是“熊立秋”的嫂子，准备的菜肴者还知道柳大有喜欢吃肉圆，那至少可以表明对方肯定跟柳大有的堂兄柳大富一家有过接触。可之前警方去柳家调查时，他们为何坚称没有人向他们了解过柳大有的情况。这里面有问题啊！

　　因此盖南云和阮尧义叫上警察纪新纲、林广富，四人一起去柳家调查。柳大富、柳树棠父子还是那番讲话，警察随即打开一个纸包，把那个饭盒放在桌上，柳氏父子的神色立刻变得尴尬而又窘迫。接着阮尧义又告知了柳大有的死讯，柳大富这才终于说了实话。

　　柳大有在长春经营大车店，堂兄父子都是知道的，他们也曾去长春走过亲戚。柳大有每年也会回吉林老家几次。不过每次总是来去匆匆，很少住在堂兄家里，堂兄也不知他下榻何处。柳氏父子总觉得柳大有的举止显得诡谲。爷俩都认为柳大有暗中可能是干隐蔽活儿。

　　抗战胜利后不久，柳大富的老父病逝，柳大有回乡奔丧。这次倒是一直住在堂兄家里，相帮操办丧事。其间，每天都有若干面相不善之辈前来帮忙，有的竟是开着汽车来的。于是柳大富父子由此更怀疑柳大有干非法的勾当。

　　在办毕丧事的那天晚上，柳大富叫上儿子，跟柳大有作了一次正式谈话。父子俩的本意是想规劝柳大有悬崖勒马求个善终，不料柳大有却亮出了底牌，他告诉堂兄父子俩，他国民党方面的人，有少校军衔，多年来从事秘密工作。

柳大富父子闻讯又惊又喜，他们当然是站在柳大有一边的，但柳大富果断拒绝了堂弟把他的土特产行作为“保密局”秘密联络点，并从“保密局”领一份津贴的提议，因此之后，柳大有再没有提及让堂兄父子加入之事。

　　3月10日，柳大富收到了柳大有从长春拍来的电报，说他要回吉林办事，让堂侄去火车站接他。此时吉林已经解放，柳大富便想借这个机会跟堂弟好好唠唠，劝其不要再掺和政治，老老实实做生意算了。柳树棠于是中午就去接站。但柳大有却说他先要办点儿事，今晚再回去，说着就把带来的烧鸡、糕点、糖果等递给柳树棠让他带回家。　可当天柳家全家等到半夜也没等来柳大有。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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