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湖北铁匠指着主席画像称其为结拜兄弟

朱其升这个名字，藏在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的岁月里，他是湖北乡下一个普通铁匠，却有着一段和毛主席绑定的特殊过往。1950年春天，一张毛主席画像，让这段埋了几十年的战友情，重新回到了人们眼前。

1891年，朱其升出生在湖北大冶县刘仁八镇的贫苦农家，家里养活不起孩子，12岁的他就跑到湖南田江学打铁、修伞。师傅吝啬，遇上湖南闹洪涝，给的吃食少得可怜，朱其升饿极了偷吃了师傅藏的米饭，被打骂后连夜逃了出来，一路乞讨度日。1907年深秋，走投无路的他听说长沙在招新军，为了混口饭吃，就报了名，凭着身强力壮通过了兵检，成了赵恒惕管辖下新军中的一名士兵。

他肯吃苦、胆子大，一次暴雨后部队马车陷进泥坑，他跳进半人深的泥里扛车杠，车杠断了差点被马车压到，这事让他在军营里出了名，后来被擢升为上士，每月能拿八块饷银。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长沙很快被革命党人攻占，朱其升所在的部队响应起义，成了革命队伍。

没多久，一个文质彬彬的青年跑到军营想参军，正是18岁的毛泽东，当时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堂读书，听了革命党人的演讲后，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可招兵的长官说必须有人担保才能收，毛泽东是外地学生，没人认识，急得跟长官据理力争。朱其升正好路过，听了毛泽东的想法，觉得这读书人有志向，是个好苗子，就拉上副班长彭友胜，一起给毛泽东做了担保。就这样，毛泽东以“毛润之”的名字，成了这个班的列兵，和朱其升、彭友胜成了同班战友。

刚进军队的毛泽东带着学生气，不习惯军营生活，朱其升像兄长一样照顾他。天冷了，把自己新发的棉衣让给毛泽东穿，晚上睡觉一起共用一条被毯，还总悄悄给踢被子的毛泽东掖好被角；部队“打牙祭”分到红烧肉，也会偷偷夹给毛泽东。训练时，耐心教他“稍息”“立正”的步法，教他瞄准射击，毛泽东的枪机头卡住了，朱其升凭着打铁的手艺，三两下拆开清洗装配好，让毛泽东直夸他是能手。

而毛泽东也没把朱其升当外人，知道他没读过多少书，就教他识字、写字、记账，没事就给班里的人讲《三国》《水浒》的故事，边讲边做手势，朱其升最爱听这些，常常听得入了迷。毛泽东还把每月七块饷银省下来订报纸，看完后给大家分析天下大势，鼓励大家为推翻清王朝努力，大伙都佩服他有学问，叫他“秀才”。

一起待了几个月，三人处得跟亲兄弟一样，按年龄排了长幼，彭友胜是大哥，朱其升是二哥，毛泽东年纪最小，是三弟。没有复杂的仪式，一碗白酒，三双手叠在一起，就成了生死与共的军中兄弟。可好景不长，1912年3月，袁世凯和南方革命政权达成和议，南北“统一”，新军接到了解散命令，每个人发了三个月饷银遣散回家。临走前，三人凑钱吃了顿“散伙饭”，彭友胜还偷偷塞给毛泽东两块钱当路费，之后就各奔东西：毛泽东回学校继续读书，彭友胜回乡种地，朱其升则回了湖北老家，重操旧业，当起了铁匠。

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朱其升在乡下守着铁匠铺，日复一日打铁、种田，日子过得平淡又辛苦，期间再也没见过毛泽东和彭友胜，只是偶尔会想起当年军营里的日子，想起那个叫“毛润之”的三弟。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春天，妻子赶集时买回来一张毛主席的彩色肖像，贴在了家里最显眼的位置。朱其升忙完活回家，一眼看到了画像，越看越觉得眼熟，盯着画像下巴那颗标志性的痣，突然拍着大腿喊了出来：“这不是润之老弟吗！我的好兄弟！”

妻子以为他在说胡话，笑着说：“这是毛主席，是国家领袖，怎么会是你兄弟？”周围的乡亲们听说后，也大多当个笑话听，可朱其升心里清楚，这就是当年和他睡一张床、一起扛过枪的毛润之。在教书先生的劝说下，他鼓起勇气，用当年毛泽东教他的字，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封信，详细说了当年参军、担保、相处的经过，托人寄到了北京。

他没抱太大希望，觉得毛主席日理万机，未必会记得几十年前的一个普通战友。可没想到，1952年9月，他真的收到了回信，信封上印着“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里面的字迹熟悉又稳健，毛泽东在信里称呼他“其升兄”，说“来信收到，甚慰，记忆犹新，盼来京一叙”，还随信寄来了两百元补贴。朱其升拿着信，眼眶都红了，反复看了好几遍，嘴里念叨着“三弟没忘我，三弟没忘我”。

1952年10月，朱其升带着儿子，拎着装有旧棉衣和回信的小木箱，坐硬座火车去了北京。在中南海西门，他见到了那个既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毛泽东穿着灰布中山装，快步迎上来，张开双臂喊了一声“二哥，你可算来了！”朱其升再也忍不住，哽咽着说了一句“三弟，我来迟了”，几十年的思念和牵挂，都在这一句话里。

在北京的日子里，毛泽东再忙也会抽空陪他吃饭，聊当年军营里的趣事，问他家乡的生活。临别时，毛泽东又给了他一笔钱，让他回乡后聚拢乡里的手艺人，一起谋出路。朱其升回到湖北后，用这笔钱和自家的铁匠炉，组织了十几位手艺人，办起了一个小农具厂，打出来的锄头、镰刀结实耐用，销路很好。他还拍下工厂开张的照片寄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哈哈大笑，夸他有魄力。

1956年7月，朱其升在汉口染上急病，弥留之际，他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长子，叮嘱道：“替我收好，这是一生最重的东西。”不久后，他去世的讣告传到北京，中南海专门来电致哀，这份跨越四十多年的战友情谊，直到最后都没褪色。

有人说，朱其升称毛泽东为“好兄弟”只是民间情谊，缺乏官方认定的“结拜”仪式；也有人说，在那个动荡年代，一起扛过枪、相互扶持过的情谊，比任何形式都珍贵。但无论如何，这段历史都真实记录着，伟大领袖从未忘记过昔日的战友，而一个普通铁匠，也用一生珍藏着那段朴素而真诚的情感。当我们回望这段往事，是否也会被这份跨越地位、穿越岁月的战友情谊所打动？在如今的生活里，这样纯粹的情谊又能遇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