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世立的“律师不可信论”，是谁的悲哀？

律师界确有些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受不了尖锐的批评。

当兰世立发了一个视频，说，千万别相信律师，花重金请了十几个律师，个个要我认罪，认罪就可以出去，认罪可以实报实销，最后他自己辩护，判决无罪。

律师界有人对此“律师不信任论”大光其火，找出他的判决书，发现律师是无罪辩护的。兰世立基于众怒难犯，也删了视频。

但已经有人要求他向全体律师界道歉，我个人觉得，兰世立这个发言，肯定有炒作、夸大，譬如他说，把律师赶走自己辩护，现场审委会投票判决无罪。这两点肯定是“夸张修辞”，甚至是虚假。审委会现场投票是机密，既不会现场，也不会让兰在场。

但兰世立里面强调的重金聘请的律师让他认罪，多半是存在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律师也是对的。

兰世立运气好，遇到了万分之三的无罪率（2024年）。所以，出来吹牛了。真的要吹牛，也该广州中院出来吹：我牛！当然，事实上法院很少这样干，因为，体制内是越低调越能生存，广州中院出来吹，会打检察院和公安局的脸，想一想，法院在食物链上排行够牛吗？

这当然是律师界的悲哀，我相信他所聘请的律师，多数不会是水平低，而是现实司法的无罪率以及认罪认罚制度，教训了律师。现实考量中，法庭上的慷慨激昂，往往换来重判。因此，往往认真负责的律师，辩护的结果，往往不如认罪认罚的律师。这是谁的悲哀？

兰世立第一次在武汉坐牢，我相信他的律师应该也是无罪辩护，结果是什么呢？有罪，因为背后很可能是有武汉市政府的压力（见媒体关于兰和袁善腊之间的恩怨报道）。
至于案件有罪无罪，对于律师而言。如果自己觉得证据确凿，我会劝当事人认罪，因为证据确凿不认罪，法院往往会从重。其次，案件我认为可以无罪辩护，但司法机关入罪，也有一定理由，我会尊重当事人的选择，因为我们不是司法机关，法官检察官有自己的自由裁量权。第三，有的案件明显无罪，但情势判断下来，无罪概率很小，譬如监委的案件，我会分析将两种可能性情况告诉当事人，让其自己选择。但我肯定会把无罪率低的事实，以及（监委）公检法的做菜端菜吃菜的流水线告诉当事人，绝大多数当事人，如果能有轻判，或者实报实销的可能，都会选择违心认罪。
附带说一下，兰世立广州的案件认罪不太可能取保或者实报实销，可能性不大，因为检方指控的诈骗数额太大，1.8亿元，十年以上到无期。但也有个别当事人，要清白，坚决不认罪，我会很佩服当事人的艰难选择。当然，这些案件中，也会有改判，甚至无罪。但都是小概率事件。我每年或也会有无罪或者检方撤诉的案子，但，多数能轻判，就算成功了。
现在认罪认罚异化时，即便当事人认事实，但不认罪名，也会被重判。认罪认罚变成一个标准流程，谁不认，就会被重罚，当事人已经失去喊冤的天经地义权利。认罪认罚轻判，不认罪认罚，你可以正常判，但不要以此报复重判。律师界对此意见已经不止一点点，甚至法院也对此有意见，一度变成检察官就是兼职法官的做法，架空了最权威的中立审判者。
因此，“律师不可信论”，其实最悲哀的不是律师，而是民众。因为罪犯，不管轻罪重罪，故意过失，都是民众。当法庭上自己连喊冤都不敢喊，憋屈在里面，真的很难受。写到这里，我能很清楚浮想起其中一些当事人脸上的表情，他们心里是对无罪判决的绝望。这不是律师的悲哀，这是法治的悲哀。至少自己说出来，不会被重判报复。
律师可不可信，你兰世立不信，但绝大多数的民众，当家人或者自己遭遇司法追究时，最可信任的，依旧是律师。当然，排在律师之前的，往往还有骗子，等钱被骗了之后，还会发现，律师说的，基本还是靠谱的。问题更复杂的是，鱼龙混杂，骗子中也包括很多律师。
作为一个职业，很难总括说，可信不可信。作为一个个体，律师可信不可信，往往会有不同的评价。我认识的不少律师，我认为可信的，才敢有别人需要的时候，我会介绍给这些律师。但目前如此高的无罪率面前，有人说，证明我国监委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正确率高，这话理论上成立，或许何兵老师会拿日本无罪率说事，但根据我的实践经验，广州中院兰世立案这样的例子，实践中极其少见。很多往往就是实报实销，无罪从轻，就算中国式无罪。有时如福州警察郑峰，明明是无罪的，但最终定罪免罚，还留在警察队伍的，我遇到就3-4起，就是中国式无罪。成都詹肇成律师，也是定罪免罚，他也不认罪，但也不是无罪判决。
我的同事给我说，我国无罪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其实很先进。问题是，执行时，往往陷在食物链当中，陷在错案追究当中。记得杭州一女检察官说，国家不能输。什么时候，国家能平常心，接受公检法都可能因认识问题而犯错，而不是因为背后的利益问题犯错时，兰世立的不信任论，律师也能接受了。毕竟，那只是无国籍商人（广州中院判决书载）兰世立的观点，不至于整个律师界火冒三丈，律师也要平常心，我们没那么神圣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