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化迅速处置婴儿涉拐案件，强化综合治理是关键

12月3日，知名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在网络平台上反映“湖南省新化县存在婴儿涉拐现象”。

收到相关讯息后，新化县委、县政府连夜召开会议，由公安、卫健、市监、民政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深挖彻查举报线索，全面排查各医院新生儿出生证办理情况。目前，公安机关已对涉嫌犯罪的刘某采取刑事拘留，案件正在侦办中。

根据上官正义提供的线索，不法分子在新化以开设“婚姻介绍所”为名贩卖孩子，并声称能为被拐孩子在新化县的医院“找关系”违规办理出生证明。

当前，拐卖贩卖儿童犯罪已形成环节齐全的“黑色产业链”。犯罪分子分工明确，分别扮演“介绍人”“运送人”“伪造材料人”等角色，并从中获取相应“报酬”，这一黑色产业链的运作模式日趋隐蔽。

在新化该起案件中，犯罪分子以“婚姻介绍所”为掩护，暗地里进行婴儿贩卖活动。更为严重的是，犯罪分子还声称能够在正规医院“找关系”违规办理出生证明，为被拐婴儿洗白身份。

由此可见，近年来拐卖儿童犯罪出现了新特征，打击难度也随之增大。一方面，犯罪团伙组织化、链条化特征明显，反侦查能力强，且越来越多地利用网络进行联络交易，隐蔽性极高；另一方面，犯罪有向内部渗透的迹象，如部分案例中甚至有医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犯罪，为“洗白”被拐儿童提供关键材料，也让预防和打击更为困难。

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和经济因素交织的结果。

经济利益的驱动是犯罪分子铤而走险的主要动力。贩卖儿童的“利润”往往高达数十倍，这种高回报的诱惑，使得一些不法分子敢于挑战法律底线。

买方市场的存在为拐卖儿童犯罪提供了土壤。一些地区受传宗接代等陈腐思想的影响，或由于生育障碍等原因，存在购买儿童尤其是男婴的需求。

令人忧心的是，当前有相当一部分被拐儿童案件涉及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例如，福建一名女子黄某某竟将两名亲生儿子出售，所得8.3万元用于打赏主播。这类“亲亲相卖”的犯罪，不仅颠覆人伦，也因其犯罪动机、家庭关系等因素，使得案件性质更为复杂，查处和后续安置都面临独特挑战。

边缘群体的困境同样是滋生犯罪的因素。如上述卖亲子的黄某某，自身是社会边缘人群，缺乏教育和社会关爱，既是犯罪者也是受害者。这类群体缺乏法律意识与谋生手段，易通过违法手段获取利益。

面对复杂的拐卖儿童犯罪形势，我国已建立多种防治机制，但仍在实践中面临挑战。
公安部“团圆”系统在打击拐卖犯罪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5年8月公开数据显示，该平台已累计帮助找回儿童8307名，找回率超95%。它通过即时推送儿童失踪信息，有效发动了群众力量，形成了群防群治的打拐新局面。

法律制裁与司法实践对犯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近年来，我国加大对拐卖儿童犯罪的打击力度，如“章某某等35人拐卖儿童案”中，主犯被判处死缓，其他涉案人员也获刑期不等的处罚。

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更明确规定“收买即犯罪”，追究买方刑事责任。

然而，当前防治体系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薄弱，成为拐卖案件高发区域。这些区域管理混乱，父母忙于生计，孩子看护不足，极易成为人贩子目标。

另一方面，传统观念的顽固性使买方市场难以根除。部分农村地区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存在，为拐卖儿童提供了需求侧动力。
根治拐卖儿童问题，需超越单纯“严打”，转向“打击、预防、救助、堵漏”并重的系统性治理：

一是要筑牢法律基础，完善涵盖预防、打击、救助等各环节的法律法规；二是要强化社会综合治理，包括加强反拐宣传、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健全农村社保体系等；三是要实施精准干预，重点关注并救助边缘群体，从源头减少犯罪诱因；四是要堵塞制度漏洞，尤其要强化医疗机构对新生儿和出生证明的管理，切断“洗白”通道。

新化县此次收到网络举报后，迅速行动、有力处置，值得称道。其在通报中也表示，将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全力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随着技术手段的进步和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期待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不再有被拐卖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