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意义的微观史：一个具体的人如何理解周围的世界

作者｜萨拉·马萨（Sarah Maza）

美国西北大学文理学院教授，长期专研18- 20世纪法国史，尤为擅长对社会、文化、思想史与历史理论方面的研究

1976年，已经因为研究16世纪的巫术而出名的年轻的意大利学者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 出版了一本标题十分奇怪的小书——《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这本书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名叫多梅尼科·斯坎代拉（Domenico Scandella）的平凡男人，人称“梅诺基奥”（Menocchio）。他是意大利东北部弗留利（Friuli）地区的一名磨坊主，在1584年，因其异端信仰被宗教裁判所传讯。梅诺基奥此前散布了煽动性的观点，让蒙特雷阿莱（Montereale）镇上的邻居感到惊恐，后来他又坚定地向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重复了这些观点。他的异端信仰包括“任何人只要经过学习，无须被任命就［可以］成为神父”，还有“地狱是神父发明的”，以及最具冲击力的看法：耶稣“就是一个人，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只是更为高贵”。他不知道《创世记》，便和教会的审讯者分享了他关于世界起源的理论。他说，从包含四种元素的一片混沌中，衍生出一个大块体，就像把牛奶发酵成奶酪；天使出现在这个块体中，就像奶酪里长出了蛆虫，而在这些天使中有一位是上帝（“他也是同时从块体中被创造出来的”），还有撒旦以及其他大天使。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听完了梅诺基奥的叙述，并对他手下留情：他被罚公开保证放弃错误的信仰并入狱三年。但是15年之后，有人再次告发他亵渎上帝，他在受审时又重复那些异端邪说，这次被判处了死刑。

《思考历史》

[美] 萨拉·马萨 著

曹鸿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1月

梅诺基奥虽然贫穷，却具备读写能力。在被审讯的过程中，他透露自己的一些观点来自书本；他自己有几本书，似乎也从当地不同的人那里借了一些：用意大利语刊印的《圣经》、宗教典籍、旅行手册，甚至可能还有一本《古兰经》。金茨堡完成了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侦探工作，把磨坊主的言论与已经确知他曾见过的以及他有可能见过的书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位历史学家也展现了梅诺基奥把自己对内容丰富的文献的另类阅读与他在乡下环境中直接获得的观念和经验结合起来。在基督教出现之前的千百年里，流传着关于世界的物质起源的观念，它们根植于乡村的传说中，也结合了日常生活的视角，比如蛆虫会自然地出现在大块发霉的干酪中。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文化如何在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之间传播？通过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奶酪与蛆虫》引起了轰动。在当时，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博学的人的世界和普通民众的世界完全相互隔绝，或者精英文化向下渗透到穷人阶层，而金茨堡却能通过耐心的且富有想象力的研究，颇为写实地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在这个例子中，底层阶级的人不但吸收了上层人的观念，也从上层人那里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并且把他从书中学到的与日常生活经验以及乡村文化中的口头传说结合起来，创造了他自己的宇宙观和神学。梅诺基奥也许是一个鲁莽又古怪的人——此类人的生活更有可能留下记载，但是，关于16世纪意大利“高等”文化和“低等”文化之间如何互动，他的故事引发了我们的一些联想。

《奶酪与蛆虫》不仅被誉为一项对欧洲近代早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争论有着发人深省的贡献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这是首次由重要历史学家用一整部书的篇幅，去刻画历史中一个鲜为人知的个体。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叶，“新社会史”业已确立，但“社会的”总是意味着“多元的”这种观点也被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在E.P. 汤普森的启发下，许多研究逐渐摆脱了量化数据，即便平民个体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民”的核心本质仍存在于集体之中。而单独的传记一直是一种专属于上层社会杰出人士的题材。金茨堡的研究打破了这种传统，表明人们可以研究不为人知的独立个体的生活，并从中得出历史意义。

金茨堡这本关于梅诺基奥卑微又戏剧化的人生的编年史，是被称为“微观史”的史学流派的第一本著作，这一流派源自20世纪70年代一群意大利左翼青年历史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随着几部著作问世并像金茨堡的著作一样被广泛阅读，微观史很快成了历史流派中的标准一员，几乎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出现了例子：成功的例子包括在17世纪新英格兰地区被北美土著俘虏的女人的故事，16世纪一个法国农民盗用了另一个失踪男子的身份的故事，18世纪一名中国翻译被关押在巴黎一所疯人院中的故事，19世纪纽约一名妓女被谋杀的故事，还有1931年田纳西州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子被错误地指控强奸两名白人妇女的故事。在之前的章节中提到的几本书也属于此范畴：詹姆斯·斯威特写的多明戈斯·阿尔瓦雷斯环球旅行的传记，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重现了中世纪村庄蒙塔尤以及村中信仰异端的居民，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克写的玛莎·巴拉德和她的世界的编年史，所有这些都详细记述了历史中“消失的人们”的生活。

在什么样的研究能够或应当被称为微观史的问题上，研究者和评论者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开拓这个流派的意大利历史学者小群体，在这场运动的总体纲领上也产生了分歧——金茨堡的一些同事抱怨他过于关注梅诺基奥的文化领域，并没有对蒙特雷阿莱镇的社会领域给予足够的重视。一些微观史研究，尤其是在意大利学术传统中，关注的是整个社区而不是单个个体。这一流派中最有创见的研究者强调范围最重要：只有靠得很近，把你的注意力聚焦于一个人或世界的一个极小角落，你才能在某个层面——社会史的本质细节——上进行研究，而那些涉及更普遍范围的历史学家是看不到这个层面的。在这个意义上，微观史可以被视为一种历史实验室，一台观察过去的显微镜。由金茨堡开拓并由无数模仿者再现的微观史，最有名的表现形式具备三个决定性特征：关注一个不知名的人或者群体；以危机为中心；作者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一些更为广泛的历史问题，比如在金茨堡的研究案例中，这个问题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此外，微观史有着戏剧性的事件以及生活层面的细节，适合引起共鸣的文字或绝佳的故事，这一流派中最成功的例子也在课程大纲书目乃至畅销书名单中小有名气。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微观史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革命性的新视野：与金茨堡的研究类似的作品，其重点并不在于解释历史变化，而是为了展现历史中的某个时刻，世界对一个具体的人而言是什么样的。金茨堡并不认为像梅诺基奥这样的人所提倡的颠覆性观念久而久之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相反，以磨坊主显而易见的古怪信仰为出发点，金茨堡去寻找梅诺基奥所利用的所有不同元素——宗教、渊博的文化、本地传说——以及梅诺基奥从这些内容中所推演出的意义。简而言之，金茨堡的目的，不是在更大的线性历史叙事中诠释梅诺基奥的角色，而是解释这位信仰异端的磨坊主如何理解他周围的世界。

对意义模式的关注也渗透进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篇发表于1984年的论文里，这或许是至今最广为流传的微观史作品，其作者是近代早期法国文化史的著名学者罗伯特·达恩顿。他在《工人的反叛：圣赛维兰街的屠猫记》（“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éverin”）一文中探寻一起事件的意义，这起事件发生在18世纪30年代末巴黎的一家印刷作坊——据一名参与者20年后所说。这个故事围绕着两名印刷工学徒杰罗姆（Jerome）和列维尔（Léveillé）的艰辛遭遇展开，他们吃不饱，住的环境也很糟糕，睡眠严重不足——因为小巷里的猫整晚在印刷作坊的屋顶上吵闹。在猫造成的伤害之余，雪上加霜的是，雇主的妻子养了一只宠物猫，把它视为珍宝，据称喂的食物比她丈夫给学徒吃的还好。一天晚上，青少年学徒发泄了他们的不满：其中一个人爬上雇主卧室的屋顶，大声地模仿猫的叫声，于是雇主命令少年处理掉那些动物——但是也下了特别的指示，要饶恕雇主妻子的宠物猫灰灰。学徒们横冲直撞，围捕并用棍棒打死了街区里的每一只猫，包括灰灰。然后，学徒和其他工人一道，对死去的和正在死去的猫临时发起一场模拟审判，他们“配备了守卫、听忏悔的神父和公开行刑者”。当他们把猫吊在临时做的绞刑架上时，雇主的妻子出现了并惊恐地尖叫，直到男孩们（欺骗地）向她保证，她的猫不在受害的猫群之中。工人和学徒那晚笑得前仰后合，在之后的好几周里，列维尔向他的同伴们重现了整个故事“至少20次”，每次都能让同伴们大笑不止。

达恩顿在这个故事的切入点，是指出大多数现代读者已经不理解那些让印刷工人觉得极其滑稽的笑话：为什么折磨、审判并且处死猫，并一再重复这一场景，会那么有趣？他认为，恰恰当我们无法理解某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参与者而言充满了意义时，我们就找到了一个通向陌生文化的切入点。达恩顿进而围绕这起怪诞的事件，构建了多层次的情境参照（contextual references），他认为，这种参照赋予这个事件爆炸性的情感力量，这曾经作用在印刷工坊的工人身上。这个故事背后的某些冲突是社会性的：在18世纪，随着印刷行业的收缩，熟练工人和学徒的地位下降了，有希望获得独立身份和美好生活的工人越来越少；对于生活中的所有冲突，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工人们都是在他们所处世界的文化范畴内体验和表达的。其中就包括从狂欢节语言中借来的意义，狂欢节在大斋戒之前，期间身体对食物与性的欲望可以得到完全的释放，而角色颠倒也是合法的，这个时期的一些庆祝活动包括折磨猫。狂欢节也有模拟审判，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进行的每个行业的特定仪式也是如此。猫在近代早期欧洲的文化领域中很常见，通常与性（法语里chatte的意思和英语里的pussy［猫、阴道］一样）、魔法和巫术等黑暗力量相联系。因此，屠猫以及对这一行为的不时重现可以让印刷工人表达许多内容：他们身为工人所经历的社会挫折，他们缺少食物和物质上的安逸，他们作为未婚男性缺少性发泄的渠道，他们报复雇主、搅乱世界的欲望。这些活动引发的哄堂大笑，强调了他们对一种暴力行为的理解。在不可能公开反抗的情形下，暴力行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必言明。

达恩顿朝着更广泛、更传统的史学框架靠拢（“半个世纪后，巴黎的工匠将会以类似的方式发动暴乱，把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与临时的大众法庭结合起来。”），但是他的目的不是讨论法国大革命的起源。这一微观史研究的目的，是阐释屠猫这一行为在当时对那些屠猫者而言可能有何种意义，而不是对于研究更广泛的历史领域的学者而言，这些行为意味着什么。达恩顿和金茨堡都以一个让人困惑的事件或细节为开端（为什么屠猫会让人觉得这么滑稽？为什么会有人相信世界最初的形成方式与一块奶酪的形成方式是一样的？）并且用这个事件或细节作为打开陌生文化的钥匙。微观史并没有追问这些故事如何融入正走向现代世界的叙事——工人为法国大革命做准备，农民吸收了新教改革的新观念——而是突出了某些行为和观念的陌生感，这些行为和观念让我们感到困惑，但在具体行动者自身的环境中却是合乎情理的。

代表性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微观史的研究。不像传统传记追溯杰出人物的个体命运，微观史寻求的是代表性——其目的是表明，任何微观史所讲述的特定故事在其所处的文化中都不是独一无二的。金茨堡在《奶酪与蛆虫》的结尾中用一套夸张的修辞达到了这一效果。他写道，大约在梅诺基奥被行刑的时候，当局注意到关于这个地区的另一个人的谣言，他名叫马尔科（Marco）或马尔卡托（Marcato），据说他相信人死后灵魂也一同死了：“我们知道许多关于梅诺基奥的事情。而关于这个马尔科或马尔卡托以及有如此多的与他类似的人，在这世上走了一遭而未留下任何痕迹，我们一无所知。”也许，还有另一个梅诺基奥在其他地方谈论异端思想，但是我们如何确定斯坎代拉这个人不只是一个反常的怪人？正如这一流派的重要研究者爱德华·缪尔（Edward Muir）所问：“关注琐事的历史学家如何避免创造无关紧要的历史？”

对这一困惑最简洁的回答，是达恩顿为他的文化史论文集提供的方法论框架。他写道，他的方法开始于“一种假设，即个体的表达发生在一种文化习惯之中，我们在自己的文化提供的框架内思考，从而学会对感知进行分类并理解事物”。根据这种观点，微观史中的事件是在更广泛的语法背景下呈现意义的话语—它们成为指引我们理解一个社会中的文化的线索，这种文化便是这个社会紧密联系的意义系统。达恩顿频繁地把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比作人类学家对异域文化的阐释，如此一来，也就承认了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他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格尔茨的研究成了以文化为中心的全新历史研究方法的试金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