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视角看异域风景

江 飞

继《北上》之后，茅奖作家徐则臣的创作有意识地兵分两路，一路专注于短篇小说，以“域外故事”系列和“鹤顶侦探故事”系列为代表；一路专注于长篇小说。目前后者正在酝酿中，而前者已陆续开花结果，瓜熟蒂落。《域外故事集》(译林出版社)收录的便是他15年来相继发表的以海外为故事背景的10个短篇小说。

从形式上看，《域外故事集》延续了作者前作《北京西郊故事集》《花街九故事》的结构方式，每个故事既自成一体，又彼此牵连，构成以“域外”为原点的发散式结构，呈现出丰富的多重面向；从内容上说，《域外故事集》实现了从“域内”到“域外”、从“中国”到“世界”的跨越，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在“原有的写作疆土上”“开辟了新的海岸线”。这不仅是一次地理空间的延伸与拓展，也不只是“多了一个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向度”，更是作家对写作与世界关系的调整，即由“异域视角看中国”变为“中国视角看异域”，呈现出主动介入异域的中国式观看与差异性勘探。

如果说1909年“会稽周氏兄弟”翻译编纂的《域外小说集》旨在“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话，那么，百年后徐则臣的“域外故事”则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以中国式眼光、心理、思维和想象来观看世界，这种观看采取了相对客观冷静的视角，反映出一种写作中的文化自信。在“我”眼中，美国、德国、智利、墨西哥、印度、哥伦比亚、白俄罗斯、乌拉圭等异国首先以风景而存在。从苏格兰跨洋而来原样重建的古斯特城堡，地势起伏、道路曲折的瓦尔帕莱索，热带雨林中的玛雅金字塔，适宜听风吹草木和各种鸟鸣的中央公园，冰封千里的斯维斯拉奇河，如此等等，成为或神秘或壮美或静穆或凶险的地理风景。小说中，这些亦真亦幻的风景，主要功能是为故事提供背景、为人物行动和命运营构场所。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作者在看风景的同时更是在看人类共通的人性，比如《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中，苏珊对负心男人的情感，小冯对老冯、苏珊的态度转变，都植根于人性之中。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外来者的观看似乎总有种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迷离恍惚之感，异域他者仿佛戴着“玛雅人面具”，“我”靠想象建立起他者与自我的某种关联性，而这种想象与建立既可能是一种因果的确证，也可能是一种神秘的暗示，比如“侧脸的紫金洞”与失踪的高老板之间若有似无的联系，无疑使小说充满了魅力。

在全球化时代，差异性是现代审美的追求。徐则臣笔下，域外与域内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语言差异、身份差异和文化差异。一旦进入异域，语言差异首先被放大和凸显，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成为首要难题。作者在小说中多次写到“我”与他者语言交流的困难，比如与美国房东边说边写关键词的交流等。语言的差异意味着身份的差异和文化的差异。在10个短篇小说中，作者花费了大量笔墨来描摹这些在域外生存的中国人，比如兼职导游小周、智利大学的老宋、被称为“中央公园的斯宾诺莎”的冯教授、波哥大蔬菜大户杜仲、斯维斯拉奇河边的冰钓老人、乌拉圭矿山翻译齐桑和东海水晶商人高老板等，通过这些人物群像展现出国人在异国他乡的成功与挫折，也流露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故土情结。同样有意味的是，《去波恩》中那个从小生活在北京四合院的瑞士人安雅，因喜欢北京而想回到北京生活。对安雅来说，语言、身份和文化等差异似乎都是伪命题，她在乎的不是这些差异，而是“吾心安处是吾乡”，是那个“真正像家的地方”，这既是对主体性的肯定，也是对差异性的超越。

中国式观看和差异性勘探提醒我们：到世界去，既要向外探求，更要向内追问，在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人与人之间，如何真正地沟通交流、感同身受？

《域外故事集》的所见与所思、叙事与抒情，无疑是一次带着真实经验、真切感受和真挚体悟的文化之旅。作者徐则臣曾多次在海外做“中国文学的世界之路”相关主题的演讲，这也是他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无论是对于徐则臣本人的文学创作，还是对于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我很愿意把这本书理解为以新视角书写异域风景的有益尝试。

(作者系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