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博翼：区域社会的自在秩序

我读书的时候，老师不止一次告诫，傅衣凌先生强调“天下可传檄而定”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说法所反映的，不仅是皇权的力量，恰恰更是地方社会存在自身的秩序。其实，很少有人注意到，傅先生在给新修的《安海志》作序时特别引用了黄堪《海患呈》这一嘉靖二十六到二十九年（1547—1550年）之间的呈文：“有日本夷船十数只，其间船主水梢，多是漳州亡命，谙于土俗，不待勾引，直来围头、白沙等澳湾泊。四方土产货，如月港新线、石尾棉布、湖丝、川芎。各处逐利商民，云集于市。本处无知小民，亦自乘风窃出酒肉柴米，络绎海沙，遂成市肆。始则两愿交易，向后渐见侵夺。后蒙本府严禁接济，是以海沙罢市，番众绝粮，遂肆剽掠劫杀居民。”这一生动的材料表明区域或所谓的地方原有自身的秩序，游离出王朝国家行政边界的民众带着一些其他外国人回本土追逐利润，本是生活常态。他们根本不需要本地人所谓的勾引接济，因为他们就是本地人，熟知港湾深浅和本地市场行情。本地民众本着经济理性的选择自然地进行交易，市场在各处甚至滨海滩涂上发展起来，这也是滨海的生活常态和社会秩序。民众的交易一般两厢情愿，后来渐渐有一些抢掠和强迫行径，也是自然而然。国家权力试图保证秩序，一刀切以接济外番的名义禁止所有交易，试图让社会回到以前的秩序，也是王朝治理的正常逻辑。然而这种对自然交易市场和经济选择粗暴的禁止导致界外来的群体无法获利甚至危及基本生存需求（货物被贪利的“贵官家”“势家”侵吞，却又被其所利用的王朝政策作为外来的“寇”或“倭寇”驱逐），遂铤而走险转为武装劫掠，仍是自然而然的事。社会秩序就是在这种冲击与调整中不断演化的，后来发生的许多史事，无非加入了地方势力、西欧殖民者参与逐利及各方博弈的各种变量而已，其基调不出这种滨海生活和社会秩序常态。在这个意义上，海禁说、商盗说等论断均只是涉及了这种自在秩序的一方面而已，缺乏对于结构性问题的阐发。

在傅先生的遗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里，我们看到其表述为“既说明基层社会实际上控制于地方势力手中，并可通过他们消除地方上的不安定因素；又反映了整个社会需要一个大一统国家政权的心理”。很遗憾，中国社会这种多元结构所反映的这样一种区域社会自在秩序，并未被许多学者进一步置于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的思辨上考虑，以至于经常能听到关于对某某研究是否有“代表性”之类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如果一项研究有代表性，当然表明研究可能有一定价值，但也可以是研究者和读者对蕴含其中的普遍性无知所致；同理，如果其不具备所谓的“代表性”而是能反映“普遍性”，难道就一定表明只是依样画葫芦，对既有研究只是个案补充，抑或只是重复了另一种通识？一项反映“普遍性”的研究，如果能揭示普遍联系性的核心原理，那应该是高层次的研究范例。中国社会的这种多元结构，很好地反映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本书第一至三章以“寇”的实质为思考起点，贯穿观察两个世纪区域秩序的演化形态，并把漳浦“寇乱”置于区域史脉络观察，凸显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第四至七章偏重于个案的研究，又无一不在历史演化脉络下关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特点均有呈现。第一至三章揭示的南海东北隅海陆世界的秩序，反映了日常生活逻辑与结构性的问题；第四至五章遵循了相关的理论反思，即区域史研究并非个案拼接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以揭示结构性的特点和全局性的共性；第六至七章进一步以一个县级“微观”区域和一个文献学分析的小案例，强调了以这种系统内在性联系的视角来研究区域史并发见普适意义，本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一事实。

简言之，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本书的核心，那便是“秩序自在”，即区域本身有自己的秩序，并会基于这种秩序因应外界变化而演化出既带有“特殊性”又与更广泛区域共享“普遍性”的新的自在性秩序。彼时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不知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逃离国家的艺术”的高论，不过却误打误撞进入了对民众逃离所谓的国家统治研究，南海东北隅似乎也和赞米亚（Zomia）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如果说斯科特关心的是“无国家”人民如何寻求自我道路的话，我显然更关心“非无国家”民众如何在边界内外生活、如何确立属于自己的区域秩序，以及如何在近代早期社会里不断被强化的边界线“归化”的过程。斯科特展示的是相当精彩的“国家”在边缘地区“失败”的历史，我要强调的则是具有系统组织性的权力对谁做了什么，导致了什么区域秩序演化。

摘自陈博翼：《限隔山海：16—17世纪南海东北隅海陆秩序》，江西高校出版社，2019年，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