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授衔，此人正担任副省长，毛主席却严肃道：上将名单要有他

阎红彦的名字，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的名单讨论里，确实显得有些特殊。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军队要走向正规化，授衔这事儿从1953年就开始琢磨了。到1955年，名单改了好几稿，一层层审核下来，核心还是看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功、资历，还有之前在部队的职务贡献，以及部队的历史传承。当时授衔主要面向现役军人，但对那些转业到地方、功劳大、资历深的功臣，也会有特例考虑，全军上下都盯着这事儿，谁该授什么衔，都得反复比对，不能含糊。

而阎红彦那会儿，早就不在部队了。他1925年就入了党，早年间一直在晋西、陕北一带搞武装斗争，风里来雨里去的。1934年，他带着红三十军主力进到陕甘边，那时候陕甘边根据地刚有雏形，条件苦得很，他跟着刘志丹、谢子长这些同志一起，硬生生把根据地巩固起来、发展壮大，后来这片根据地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算是给党中央和红军找了个安稳的家。

抗日战争时期，阎红彦被调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先后当警备第三团团长、警备第一旅政治委员，主要任务就是守着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那时候日军老想窜进来捣乱，国民党顽固派也时不时搞摩擦，他带着部队一次次反击，把边区守得严严实实。部队缺粮缺物，他又组织大家搞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总算熬过了最难的日子。

解放战争打起来后，阎红彦跟着刘邓大军南征北战，先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当副司令员，后来又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之后还当了川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从邯郸战役到鲁西南战役，从挺进大别山到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再到跟着部队解放大西南，攻克重庆，他就没离开过前线。打完仗，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剿匪、建地方政权的工作，西南地区能快速稳定下来，他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建设急需人手，阎红彦响应号召转业了。1954年西南大区撤销，原来的川东行署主任阎红彦，调任四川省副省长，一门心思扑在地方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上，早跟军队编制脱了钩。所以最初拟定上将名单时，大家按惯例没把他列进去，觉得他已经不在部队了，授衔这事儿可能轮不上。

可当这份名单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审阅时，主席一条一条往下看，看到上将名单里没阎红彦，眉头一下子就皱起来了，语气挺严肃地跟身边工作人员说：“上将名单要有他，阎红彦必须授上将。”

主席这话一出口，在场的人都不敢怠慢，赶紧再把阎红彦的革命经历捋了一遍。主席坚持要给他授上将，可不是没道理的。西北那片革命根据地，在党史军史上太重要了，是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根据地，要是没这片根据地，后果真不敢想。而阎红彦在根据地最艰难的时候，带着部队扎根在那儿，硬生生把革命力量保住、发展起来，付出的牺牲和贡献，谁都不能忘。

再说了，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阎红彦打了一辈子仗，硬仗恶仗没少打，积累的战功和资历，完全够得上上将军衔。就算现在转业到地方，那过去的功劳也不能不算数。

接到主席的指示，授衔工作小组赶紧调整名单，重新把阎红彦纳入上将军衔的评定序列。又经过一番审核确认，阎红彦最终成了1955年授衔的55位上将之一。

得知自己被授上将，阎红彦挺谦虚的，好几次跟组织上说，自己都转业到地方了，不该再占军队的军衔名额，应该留给还在部队带兵的同志。但组织上明确告诉他，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既是对他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肯定，也是对西北革命根据地所有牺牲将士的告慰。阎红彦这才收下了这份荣誉。

授衔之后，阎红彦没把上将这个头衔当回事，还是一门心思干地方工作。在四川任职期间，他总爱往基层跑，听老百姓的心里话，琢磨着怎么把农业生产搞上去，怎么发展工业。后来他还当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为四川的发展铺了不少路。1959年起，他又调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在西南边疆带领群众搞建设、守边疆，把边疆治理得井井有条。

1955年的那次授衔，是对老一辈革命家革命功绩的认可。而毛主席坚持给阎红彦授上将的决定，更能看出党和国家对历史的尊重，对革命功臣的珍视。阎红彦的经历也告诉我们，真正的荣誉，从来不是看当下的职务高不高，而是看革命年代是不是真的为国家、为人民拼过命，是不是一辈子都忠诚于党和人民。

几十年过去了，阎红彦这些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还在被人们念叨着。他们革命年代出生入死，建设时期默默奉献，用一辈子践行了自己的誓言。那么，你觉得在军衔评定中，革命资历和当下职务，哪个更应该作为核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