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血管里的支架，不能成为某些人的“提款机”

前年中秋前夕，我因高血压急症被摁进了医院心内科，一度怀疑是心梗，建议安放心脏支架。白色的病房里，飘着的不仅是消毒水味儿，还有某种更隐晦的东西，一种被精密计算的医疗决策背后的经济逻辑。

我隔壁床，左手边的60后大哥，身上已经挂了4个支架，这次住院，又添了2个；右手边的90后小伙，两年前埋了2个支架，这次是来“维修”的。我拒绝放支架，10天后出了院。直到今天，看到国家医保局亲手斩断那条“一个支架回扣5000元”的黑色利益链，我才恍然惊觉，那时在病房里感受到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推力，究竟是什么。

11月25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上海某科贸商行涉支架球囊行贿案》，披露了一起涉及支架球囊行贿案。“医药代表”马某长期为医生提供回扣：支架每条回扣5000元；球囊价格高于4000元的每条回扣1000元，低于4000元的每条回扣800元；另一个品牌则是全系产品统一按销售额20%的比例给回扣。

今年7月，河北省魏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3年至2020年七年时间，马某向河北医科大第二医院副院长及两名心内科主任行贿，金额累计高达1403.33万元。

医保局曝光这起案件，意义远超惩处几个蛀虫。它是在重构一种秩序，让高值耗材的价格回归真实，让医生的处方权回归专业判断，让患者的血管，不再被当作生意来做。心脏支架的这场“反腐风暴”，刮掉的不只是价格虚高的泡沫，更是某些人盘踞多年的奶酪。

走出病房两年后，我更清醒地认识到，每一次理性的追问，每一次对知情权的坚持，都是在为自己，也为整个医疗环境投票。我们必须让心脏的血管，只为输氧而存在；而不是让某些人，把它变成输送利益的管道。

一、 牛皮纸档案袋，与心脏的“定价”

这起案子，撕开了一个口子。代理商马某，像个精明的“分销商”，为外资支架和球囊明码标价：一条支架，返点5000元；球囊按价位分档，回扣800到1000元；甚至部分品牌直接抽成销售额的20%。这些钱，用牛皮纸档案袋包好，每两三个月秘密交接，清一色的百元现钞。

而医院里的“关键先生”们，默契配合。副院长李某军，7年笑纳674万，为这些耗材的进入和指定使用大开绿灯。两位心内科主任，一个7年收受662万，一个2年拿下66万，收到回扣后，还在科室内部进行“二次分配”。这哪里是救死扶伤的科室？这俨然一个利益均沾的“销售分公司”。一条从代理商到副院长、再到科主任和医生的完整链条，悄无声息地将患者的血管，变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二、 暴利如何滋生？

出厂价可能仅有三五千的进口支架，到了患者手上，账单变成1.5万到3.6万。巨大的价差，为超过30%的回扣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当“关系营销”取代产品质量成为竞争核心时，市场机制已然失灵。

最直接的恶果，就是过度医疗。有患者一次手术被植入十几个支架，远超临床需要。早在2012年，专家胡大一就大声疾呼，但利益驱动下，警告被淹没。我那位装了6个支架的60后病友，他的血管，究竟有多少是真正“必须”被支撑的？每一次不必要的植入，都是对医保基金的吸血，对患者身体的无谓创伤，以及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

三、 集采重拳与“我”的病房见闻

万幸，国家出手了。心脏支架集采后，均价从1.3万被打到700元，每年为患者省下超150亿。

这直接抽干了回扣的“资金池”。更重要的是，新规让生产企业为经销商的贿赂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断了他们“甩锅”的后路。

但政策落地，与病房里的微观决策之间，似乎仍有段距离。我出院时，医生那句“再观察看看”的语气，隔壁病友谈起支架时如数家珍的无奈，都提示着旧有的思维惯性，或许仍在细微处作用。集采支架质量无忧且供应充足，但现实中，患者是否被充分告知了这性价比极高的选择？还是说，在“高端进口”的建议面前，信息的天平依然容易倾斜？

四、 患者的“自卫”

我的经历或许是个缩影。因为了解一些情况，态度坚决，加上造影结果显示，还有保守治疗的空间，才得以用药物和生活方式干预，绕过了那根可能本不属于我的支架。这并非鼓励盲目拒绝必要的医疗，而是强调：患者必须从被动的接受者，变为主动的参与者。

当医生提出植入建议时，我们有权礼貌而坚定地追问：

1. “我的病情，是否符合植入支架的明确临床指南？”
2. “集采的国产支架与推荐的进口/更贵产品相比，在我的具体情况下的核心差异是什么？”
3. “所有选项的自付费用分别是多少？”

如果病情非紧急，寻求第二诊疗意见是明智之举。国家的监管利剑已然高悬，但我们自己手中的“知情权”与“选择权”，才是保护钱包和身体最直接的盾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