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时事热点观察者
近日,有关国家安全与反间谍议题的讨论再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观点尖锐指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外部威胁固然需严加防范,但内部极少数“吃里扒外”者的背叛与间谍活动,可能构成更为隐蔽、更具破坏性的“心腹之患”。这一警示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建立在深刻历史教训与严峻现实挑战基础之上的清醒认知。它犹如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在拥抱开放发展的同时,必须时刻筑牢国家安全的全民防线,尤其要警惕那些隐藏于阴影之中、意图蛀空大国根基的窃密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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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清醒的清醒剂。回望一百三十年前的甲午战争,一场决定国运的较量,其胜负手不仅在波涛汹涌的黄海海面,更在看不见硝烟的情报战线。彼时,日本为征服庞大的清帝国,进行了长达二十余年、周密细致到极致的间谍情报准备。
系统渗透,无孔不入。自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华情报战便已展开。从早期的“玄洋社”到后来的“乐善堂”、“日清贸易研究所”,各类间谍机构披着经商、办学、药店的外衣,在中国主要城市构建起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些间谍不仅以商人、学者、医生、游客等身份作掩护,甚至不惜“剃发改装”,冒充中国百姓,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乃至边疆地区。他们的目标无所不包:从清军的兵力部署、炮台构造、舰队动态,到中国的山川地理、物产经济、民情风俗,都被分门别类、详尽记录。一部由间谍编纂的《清国通商综览》,竟达两千多页,成为日本侵华的“百科全书”。
精准刺探,直击要害。对于清朝最精锐的北洋海军,日本间谍的侦察堪称“无孔不入”。他们长期潜伏于威海、烟台、天津等要地,甚至混入军事基地周边。北洋舰队的一举一动,从日常操练、舰队编成,到主力战舰“定远”、“镇远”的装甲弱点,均被窥探得一清二楚。更令人扼腕的是,在战争关键时刻,清军援兵的出发时间、航线等绝密情报,被间谍宗方小太郎成功窃取并传递回日本,直接导致了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遭伏击的被动局面。而日军最终选择在山东荣成湾登陆,从背后攻陷威海卫,也完全是采纳了间谍关文炳早在数年前实地勘察后提交的详细建议。
内部漏洞,雪上加霜。面对猖獗的间谍活动,晚清政府麻木不仁、保密意识极度匮乏。日本间谍头目川上操六来华“考察”时,竟受到李鸿章的热情款待,得以参观天津机器局、武备学堂等要害部门。清廷的军事调动如同儿戏,运送军队的商船在码头公然被日谍计数记录,却无人驱赶。更有甚者,如天津军械局的书办刘棻,为贪图金钱,竟将清军核心军械储备情报悉数出卖给日谍。内无严密的保密体系,外有虎视眈眈的强敌,内鬼与间谍里应外合,甲午之败,早在战前情报战的全面溃败中便已注定。这段屈辱历史以血泪证明:国家安全最大的裂缝,往往从内部开始。
时光流转,警讯长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情报窃密与反窃密的斗争并未止息,反而随着科技发展与国际博弈的加剧,呈现出更加复杂隐蔽的新态势。国家安全机关近期披露,已连续破获多起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案件。这些案件揭示,某些势力对华的间谍窃密活动,正以专业化、常态化、本土化的新形式悄然进行。
手法翻新,领域拓宽。与过去相比,现代间谍活动更善于利用合法外衣进行掩护。学术交流、商务合作、旅游观光、新闻采访,都可能成为实施窃密的幌子。其目标领域也从传统的政治、军事,广泛延伸至经济、科技、生物、地理信息等关乎国家发展与竞争优势的核心领域。例如,有在华日籍人员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依法审判,其背后往往牵涉到系统性、有组织的情报搜集。
内鬼作祟,危害尤烈。高志凯教授所警示的“内鬼”问题,在当下语境中具有极其现实的指向性。这些“内鬼”可能是在关键岗位、掌握国家秘密或核心数据的工作人员,被外部势力以金钱收买、情感拉拢、胁迫控制等手段策反;也可能是那些在涉外交往中丧失警惕、被“学术中立”、“利益共享”等话术迷惑,无意中泄露敏感信息的内部人员。与外部间谍相比,“内鬼”身处要害位置,熟知内部情况与安防漏洞,其背叛行为往往能绕过常规防护,直接造成更精准、更致命的伤害。他们如同潜藏于机体内部的“病毒”,其破坏力远超外部正面攻击。
内外勾连,防不胜防。现实案例显示,境外情报机构越来越注重在华培植内应,构建情报网络。一些看似普通的商业活动、文化机构,可能暗藏玄机。例如,个别外资企业以“技术合作”为名,行系统性搜集我产业链关键数据之实;某些境外基金会通过设立研究项目、提供奖学金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学术研究方向,乃至培育代理人。这种内外勾连、长期经营的模式,使得威胁更具潜伏性和持久性。
面对如此严峻复杂的新形势,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重温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审视当下的暗流涌动,答案清晰而坚定:必须构筑起新时代反间谍、反渗透的铜墙铁壁,而这堵墙的基石,在于法治、技术与全民觉醒。
首要之盾,在于厉行法治。中国已建立起以《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等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为反间谍斗争提供了锋利法律武器。对于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行为,无论是外部渗透还是内部叛变,都必须依法予以坚决打击,彰显“朋友来了有好酒,间谍来了有铁窗”的鲜明立场。同时,要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细则,特别是强化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重要领域核心数据的保护,以及对非法测绘、数据窃取等新型间谍行为的法律界定与制裁力度。
关键支撑,在于技术防护。魔高一尺,道须高一丈。要善于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构建覆盖重点区域、重点部位的智能监测预警体系。在重要军事设施、科研机构周边建立“电子围栏”,对异常信号、可疑行为进行自动识别与告警。同时,要加强核心部门和涉密载体的技术防护能力,提升加密通信、安全存储的技术等级,从技术层面压缩间谍活动的空间。
根本力量,在于全民意识。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亦人人受益。反间谍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需要最广泛的社会参与。这要求我们:
摒弃麻痹思想:要认识到间谍可能就在身边,威胁可能伪装成友谊与合作。对于陌生人的刻意打探、利诱,对于内部资料的异常索取,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提升辨别能力:了解常见的间谍行为手法,如非法测绘、刺探打听、网络勾连、利益输送等。对以各种名义索要内部资料、探听敏感信息的行为,要敢于拒绝、及时报告。
严守纪律规矩:机关、单位、企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涉密岗位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在非涉密设备处理涉密信息,不将工作信息随意透露给无关人员,筑牢内部防线的第一道关口。
履行公民责任:一旦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可疑情况,应毫不犹豫地通过12339等安全机关举报受理渠道进行举报。每一个公民的警觉,都是国家安全网络上的一个牢固结点。
必须强调的是,强化国家安全意识与推进对外开放合作并非对立矛盾。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我们反对的是以合作之名行窃密之实的违法行为,欢迎的是所有遵守中国法律、致力于互利共赢的外国人士与机构。筑牢安全底线,正是为了给真正的合作提供更稳定、更可预期的环境。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从甲午年间间谍横行导致的国土沦丧、民殇国痛,到今天隐蔽战线上依然激烈的无声较量,历史的教训深刻而沉重。高志凯教授发出的警示,与其说是对特定事件的评论,不如说是对全民国家安全观的一次深刻叩问。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征程上,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内部建设任务艰巨繁重。越是如此,越要清醒认识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巍峨的国防与繁荣的经济,更需要一个清朗、安全、坚不可摧的内部环境。揪出极少数危害国家利益的“内鬼”,防范形形色色的间谍窃密活动,是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必然要求,也是每一位公民肩负的责任。
让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在现实中保持警惕,以法治为纲,以科技为刃,以民心为基,共同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成果,确保国家的巨轮在惊涛骇浪中也能行稳致远。因为,国家安全,从来就没有“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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